文化|黄小鹏 艺术家就应该像梵高那样漂泊四海

稿源: | 作者: 张明萌 日期: 2020-10-31

如果一种教育体制只是教会年轻人怎样谋生,而不教他们怎样生活,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不切实际”往往成了对年轻人的告诫,事实上,生活是非常“实际”的,而这正是它的可怕之处……年轻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自发性,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打开、保障这种潜能,而不是毁灭它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卢琳绵 发自广州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谭伟平最后一次见到黄小鹏是疫情前的10月,在香港深水埗源记大排档。在座的还有从北京移居香港的艺术家马玉江,在广州、香港两地游走的黎子元,在港的澳门人阿高,还有几位内地移居香港的诗人、作家和文化人。谭伟平回忆,黄小鹏身边的朋友都是从事文化的异乡人,离开了家园,到异地追寻精神上的理想。“我虽然不知道小朋将要到哪里,但在他的旅途上,遇见相知相惜的结伴者众,他并不孤单。”

 

刚认识时,黄小鹏让谭伟平叫自己“小朋”,两人同在伦敦大学读研,是多年好友。谭伟平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副教授。每次黄小鹏到香港都会与他联络。“我想他名字中的‘鹏’兑现了他一生的漂泊,四海为家,而‘小朋’显现他天真的本性,他不世俗,还有他反叛的‘朋克’精神。他的反叛不是我不喜欢你这套东西,就要反对,要推翻你。他是英国70年代那种朋克。”

 

黄小鹏生于山西,长在汕头,大学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广美”),后赴英国读研,2003年回国就职于广美油画系,担任“第五工作室”主任。从广美离职后受聘华南师范大学,同时与艺术家徐坦创办“黄边站”。近年,他计划落户柏林。10月6日,黄小鹏在柏林因病离世。多年好友、策展人侯瀚如说:“小鹏一世人闯荡世界,四海为家,历经沧桑……他成家立业后又从头再来。无论生在何处,他总会在某种过渡状态中讨生活。”

 

谈到黄小鹏,“天真”与“反叛”是被用到最多的形容词。在好友们的回忆中,这两个特点从读书时代就根植于黄小鹏的血液,是贯穿其一生的关键词。在周围人眼中,他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受到大家的尊重与赞许。

 

但当“天真”和“反叛”与教师身份相遇,他在教育系统中或多或少看起来不合时宜,他的教育理念亦难被所有人接受,于是近十年他四处辗转。在2020年9月与大学同学、艺术家徐坦的一次网络对谈中,他将自己离开广美、离开“黄边站”形容为“人生的两次失败”。

 

徐坦反驳他:你离开广美、离开“黄边站”,是你的失败吗?你做得很好,后来出了那么多好学生,他们逐渐成长,成为成熟的艺术家,你很成功。黄小鹏接受了。

 

他在“黄边站”的教育实践如今已开花结果:胡向前、宋拓、刘茵等一批新一代青年艺术家都曾是他的学生。他去世后,大学同学、艺术家段正渠的纪念微博下出现了数十条留言,皆感念黄小鹏对自己的艺术启迪与人生指引。

 

独立艺术媒体《打边炉》创办人钟刚认为:按照世俗标准,黄小鹏到了这个年龄还居无定所,很失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黄小鹏反而取得了重要的成功,那是很多“聪明人”不可能获得的成就和影响。“黄小鹏培养的学生构筑起了珠三角新一代的青年艺术家群体,这批人有着一个非常相近的背景,就是都出自黄小鹏主持‘五工’时期,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激发和鼓舞。也正因为黄小鹏教书育人上的无法抹杀的成绩,他的去世引发了大范围的共情。”

 

在他的记忆中,黄小鹏看起来非常年轻、精力充沛,虽然是60后,但精神状态和80后没什么差别。年轻人都叫他小鹏,当他兄长而非老师。

 

黄小鹏的学生钟嘉玲第一次见到他,是高考刚结束,在昌岗路美院的糖水店。那天下着雨,她见到一个瘦高的男人,身着红黑相间的格子衬衫,留大光头,戴耳环,背一个很大的书包,走路“像弹簧一样弹啊弹”,弹到店里喝糖水。后来她进入第五工作室,与黄小鹏有了更多交集。“他挺酷的。”回国后,光头、耳环和书包一直伴随着黄小鹏,那件格子衫多次出现在他的照片中。

 

黄小鹏去世后,他的学生们和他儿子聚集在海珠区信裕路上,这里正在举办“永远的小鹏”告别周纪念展。展区里是黄小鹏的影像作品和生平简介。钟嘉玲说,黄小鹏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他曾送给学生一本书,书名也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他希望我们有独立思考,当代艺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外表就够了,还需要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思考。”

 

告别展入口处挂着黄小鹏的肖像照。他歪着头,脑袋上是青色的发茬。眼带笑意,右耳戴着耳钉。嘴上斜斜叼根烟,仿佛下一秒就要从你手中拿过打火机将烟点燃。钟嘉玲说:“看到他变成了二维平面,一时接受不了,因为他活得太生动了。”

 

把邓丽君带进校园的人

 

从广美毕业前的一个晚会上,黄小鹏突然上台,对嘴型表演了一首摇滚。徐坦吃了一惊,此前黄小鹏只是爱听流行音乐,从未主动表演过。那天他穿着自己创作的T恤,前面写着“剧毒”,后面写着“勿近”,抱着立麦在台上又跳又唱,全院轰动。第二天,一位很多男生心仪的美女同学和他恋爱了。“那时候的女同学很有意思,她们会说像我这种人挺没劲的,一看就是模范丈夫的样子,所以我没人爱。但黄小鹏这种,‘剧毒’、‘勿近’,女生就去了。”徐坦说。

 

此前,黄小鹏的特立独行多是“无声的反抗”。他是广美第一个穿喇叭裤的人,被老师说了,就换上瘦腿裤。本来就瘦,裤子挂在身上箍成一体。他也是同学中最早留长发的。上课时老师问:你觉得留长发合适吗?好看?他当晚就把头发剃光了,成了广美第一个剃光头的学生,走在校园里很扎眼。有些老师喜欢给学生改画,一边讲一边改。到了黄小鹏这儿,拿着笔要改,扭头准备讲,他已经走了。“我特别服这一点,他有自己的主张。”段正渠说。

 

在广美,黄小鹏的才华与他的特立独行一样闻名。他画画不多,但一出手就与众不同。段正渠形容他的画“洋气又有才情”,“他根据自己的想法、依据画册中见到的样式处理画面,显得很另类。”二三年级去阳江写生,黄小鹏画的渔民让徐坦至今念念不忘,“有一种梦幻感,不是模仿,而是有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他是我们班上画得最好的。”

 

黄小鹏的画完全不同于当时学院的传统面貌,从未受到老师的青睐。有的老师还会暗示他要“尊重对象”。“大家知道他画成那样,只有很有才气、很敏感的人才做得到。但越有才气,可能老师越不喜欢。因为越有才气,就可能越激进。老师就希望你平平安安的、按照保守的那种画法,但是越有才气的人越不愿意在这里面,越才气、越敏感、越突破,所以他的分数经常不高。”徐坦说。

 

段正渠去汕头玩,黄小鹏带他去卖走私货的地方,满街堆着大麻袋,里面是最新的电子手表、折叠雨伞和卡带。段大开眼界,也意识到黄小鹏眼界的来处。黄小鹏认为,段正渠说他“洋气”,可能是因为他从“侨乡”出来,看香港的东西比较多。

 

在一次采访中,黄小鹏谈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油画是最高级的,一定要上油画系。”当时盛行“苏派”,他在汕头就跟着苏派老师学习。找老师教不用钱,通过别人介绍,画了画就去老师家敲门,老师觉得有才能就会花时间辅导。除了接触苏联艺术之外,他还在华侨家里看过毕加索、马蒂斯等艺术家的画册,以及一些印象派的作品。

 

报考广美时,需要先寄作品到学校,老师看了作品觉得符合条件才发“准考证”。他考试的那年,汕头只有二十多人获得准考证,考取的不到五个。“我们这些能够考进去的,在入学之前都画了好多年的画,都是从小喜欢画画,不是因为分数不行才选择学习艺术,都是非要学艺术不可。”广美77-79三届学生加起来不到300人。

 

黄小鹏宿舍对面住着77级油画班的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学生。老师们对这个班的同学十分欣赏,张口闭口都是77级如何用功、如何有才华、如何有深度。段正渠回忆,对面宿舍一天到晚讨论艺术问题,夜半三更为了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黄小鹏他们已经睡下了,对面传出推桌子拉板凳的声音,他们起身去看热闹,原来是在争论到底“列宾画得好”还是“毕加索画得好”。“因为老师常常夸他们,弄得我们级和77级对立起来,走路都不搭腔的。但后来高年级的同学都服黄小鹏,觉得他有才。”

 

晚上,黄小鹏、徐坦和段正渠常躲在教室画画,把教学大纲之外看过的、喜欢的画家挨个模仿一遍。当时条件差,画不起画布,都是画在硬卡纸上。三个人一边画一边闲聊,谈文学和美术,狂热地思考艺术问题。萨特的书人手一本,“存在主义”“超现实”“达达”是日常话题。段正渠喜欢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常拉着黄小鹏到北京路去买《外国文学》,黄小鹏因此阅读了大量荒诞派戏剧和意识流小说,与段正渠讨论现代主义。到了晚上11点,画室里嗡嗡作响的灯管会突然熄灭,第二天又是如此,三人就这么一直坚持到毕业。“在当时还比较保守的学院内,我们有空间信马由缰地做自己的事,确实是很幸运的,也是之前的环境所不可想象的。”

 

黄小鹏帮助很多同学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启蒙。他第一个听邓丽君,后来听西方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披头士、迈克尔·杰克逊……一到黄昏,他就赤脚往宿舍地上一坐,抽着烟眯着眼听歌。在校园散步时,他提着一个录音机,放的是邓丽君。

 

那时徐坦喜欢贝多芬,有几次故意跟黄小鹏对着干,黄小鹏放邓丽君,他就放贝多芬。“但我发现我特别孤独,周围的男男女女都被邓丽君化了。2005年的纪录片《从萨特到邓丽君:1980年代的广东当代艺术》记录了邓丽君对那个时代的重要性,恰好我那个时候错过了邓丽君,黄小鹏就是把邓丽君带进来的人。”

 

“我们对学生要求更高”

 

黄小鹏毕业后分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五六年后去英国伦敦大学斯莱迪艺术学院留学,在英国定居。同学们都说:“黄小鹏就应该生活在国外。”段正渠常收到黄小鹏的信,字写得笨且硬实,一次五六页,谈上课的见闻、对艺术的见解、伦敦的生活。

 

谭伟平比黄小鹏低一级,第一次见面时,黄小鹏一头长发,刚三十岁,说粤语带有一些潮汕词汇。在谭的印象中,黄小鹏热衷于西方文化,喜欢西方流行音乐,会自嘲,深谙英式幽默,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研究生毕业后,黄小鹏在英国组建了新的家庭,与妻子生了三个混血儿子。为了讨生活,他在伦敦街头画肖像,周六周日通常在莱斯特广场摆摊,晚上或下雨天转到皮卡迪利广场的银行门口,身旁有中国、俄罗斯、黑人画家,也有流浪汉和醉汉。

 

黄小鹏曾与友人谈到留学英国对他的影响:做艺术的态度、对语言训练重要性的认识、问题意识、理解世界的哲学途径。他将这几点贯彻到日后的艺术教育中。

 

2003年,他从英国回到广美任教,在广美开创了当代艺术实验课程,2005年至2012年担任“第五工作室”主任、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第五工作室”以“当代艺术”作为教学核心,在国内非常领先。

 

钟嘉玲进入第五工作室时并不情愿,“大家对工作室的概念不太了解,不知道第五工作室是干嘛的,只知道不用画画。我非常想画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第五工作室”招生一直不顺利,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黄小鹏说,2010年只有两个学生主动报名。有的可能报了别的工作室,但写实能力太差,老师不要就被赶到第五工作室来了。一些学生觉得第五工作室没规定每天必须去教室画模特,他们有更多时间去外面兼职。

 

钟嘉玲进入“第五工作室”后,发现上课像开讲座一样,讲艺术史现在发展到哪里了,现在国外的艺术家都在干什么。“慢慢觉得挺有意思的,也发现了各种可能性。”黄小鹏鼓励学生多阅读,多思考。有时,同学们会在学而优等他一起找书。

 

在发表于2007年2月的论文《当代艺术教育的基本要求:敬业与专业》中,黄小鹏抨击了他眼中当时教育的弊端:学院体制内,毕业论文答辩和毕业展仍在沿袭汇报“教育成果”的传统思维模式。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似是而非的劝告:“毕业以后你想怎么搞我们不管,但这是毕业创作汇报展,必须体现我们的教学成果!”……我认同艺术家只对自己心里负责,对艺术本身负责……我希望我的学生一如既往,毕业以后的生活应是大学期间的延伸而非终止。大学只是艺术漫漫长路的一程……艺术的生命力来自于对世俗规范的突破。大学作为“思想”的发源地,对艺术作品预先设立规范或将其功利化,是对应该把创造力和想象力放在首位的学术机构本身的摧毁……

 

在记录第五工作室学生成果的册子《郁!郁!》(《youth!youth!》)中,黄小鹏重申了自己的教育观:如果一种教育体制只是教会年轻人怎样谋生,而不教他们怎样生活,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不切实际”往往成了对年轻人的告诫,事实上,生活是非常“实际”的,而这正是它的可怕之处。理想主义的消失,是社会、成年人、家庭和学校共同造成的。年轻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自发性,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打开、保障这种潜能,而不是毁灭它。

 

尽管培养了一批青年艺术家,但“第五工作室”并没有受到青睐。黄小鹏说:“应该说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更高,我们并不是制定什么标准来让学生达到,而是让他们自己来寻找,我们帮你一起达到,这个对我来说才是艺术最本质的标准。”

 

2012年,黄小鹏离开广美,与徐坦一起在时代美术馆成立了“黄边站”,在体制外做艺术教育。段正渠、徐坦、谭伟平都说,已经颇有声誉的“黄边站”渐渐遭遇一些人事纠纷,黄小鹏的性格黑白分明,无法妥协,最终选择离开。

 

从2003年到2012年,黄小鹏在广美的月薪一直是5000元。由于他的移民身份,除去专家楼公寓外,学校并未为他提供其他福利与社会保障。徐坦觉得不公平,他自己却不在意:“只要学校给我这个教学平台,有个地方住就行。”黄小鹏离开广美后,艺术家陈侗资助他在猎德村住了五年。

 

徐坦让黄小鹏买社保,他说:“我不需要社保。生病了、退休了,那到时候再说。做个艺术家想那么远干嘛?”“我心里一直很难过,为什么很多人都有的基本保障,一个艺术家却没有?你在一个地方工作了那么多年,没有社保、没有医保,到了六十岁,你还能怎样?一位对于艺术和教育这么诚恳、这么忠诚的人,工作了这么多年,一点社会保障都没有。假设有,是不是可以公费体检?如果体检了,检查出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注意了?我非常难过,这么好的人,竟然没有医保、社保,身体有没有问题都不知道,就这么突然地走了……”徐坦说到黄小鹏无社保这件事,非常痛心。

 

在亲友的印象中,黄小鹏脾气很好,心地善良,话不多,很少与人争执。艺术家翁子健说他有个经典的形象: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耸耸肩,用粤语说“无所谓”,“他一半是无奈,一半是安慰我们。”

 

黄小鹏很少为物质生活担忧,他认为基本生存不难,但如果艺术家要买车买房,为那些而生活,就不可能把精力放在艺术上。徐坦的家人曾支持他在珠海买了一套房,黄小鹏批评他,说:“艺术家就应该像梵高那样,漂泊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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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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