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张全收 为同乡找工作

稿源: | 作者: 王佳薇 日期: 2020-10-21

“用了我的人,他们都不想再用自己的人,甚至不想再招工。我把工人招过来,把生产管好,什么打架斗殴统统全管完了,每个企业它又没有多花钱,又用到满意的工人,他何苦不用我的人?”

本刊记者 王佳薇 发自郑州   图 受访者提供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51岁的张全收一身西装笔挺,神采奕奕,出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在会上呼吁人们关注乡村振兴、疫情后的农民工就业,以及国家的脱贫攻坚问题。

 

“乡村振兴就是说我们国家一定要制定好政策,因为我们国家这么大,农村也比较多,我们如何去治理乡村?国家不仅要做好顶层设计,也要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为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与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张全收1969年生于河南驻马店上蔡县的一个贫困村。他13岁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做过工人,曾短暂开过工厂。36岁那年,他创建了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下称“全顺”)。他的公司后来以“招得来、留得住农民工”为人所知,并越做越大,很多农村家庭因此脱贫。

 

他从小与贫穷打交道,创业之后,自己脱了贫,渐渐地也帮助家乡人脱了贫。他也因此获评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出上蔡记

 

从13岁到30岁,张全收一直在与贫穷周旋。

 

他小时候家穷,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四处流浪打工。夏日卖棒冰,冬日炸爆米花。过了秋季,他骑着三轮车,从河南商水出发,一路向北,每到一个合适的巷口,就支起锅,开始“左手拉、右手绞、大脚一蹬赚一毛”的爆玉米花营生。

 

1994年左右,村里一个年轻人从外面打工回来,一年除去吃喝净赚2000块钱,消息传遍了全村。彼时,2000块钱对于贫困村拐子杨的村民来说是个极具震撼力的数字,不少年轻人都蠢蠢欲动,这其中也包括年轻的张全收。

 

但当时对于村民来说,“外出打工基本都是做零工,机会非常少,一听说能出去就兴奋,根本顾不了是到哪里去,干什么活,需要多长时间,吃住条件怎么样,一天能给多少报酬,有时候连问都不问就立马前往。”张全收介绍。

 

张全收一开始跑去郑州,在工地挖地基,后来到了渑池,在一家烧砖窑打工,之后又去新乡开了一间馒头店。几年之间,张全收辗转多地打工,积累了一些本金后,回到上蔡,开始做长途汽车客运,跑上蔡至漯河线。他是外行,基本算是无师自通。“乘客需要什么,我就解决什么。乘客拎着大包小包不方便,我就尽最大努力把乘客送达目的地;遇到一些身上缺钱的外出打工者,我就少收钱,甚至不收钱。”张全收称。

 

不过,这样的好景并未能持续多久。后来,由于疏于全面检查,张全收的客运公司在一个月内连续发生3起交通事故,不仅车辆被扣,还要为高昂的医疗费四处借款。在这期间,最疼他的奶奶去世,妻子在生产时又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仍旧昏迷不醒。

 

压力面前,张全收决定离开上蔡,到深圳务工。

 

“有困难,找全收”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深圳早已成为打工者的沃土,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入这座特区城市。张全收南下后,在深圳平湖镇落脚。平湖在1990年代迅速崛起,各种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量打工者蜂拥而至,挤入这座当时只有8000人的小镇。平湖客运站成了外来者聚集地。

 

“当时我们老家一个镇,甚至一个县的年轻人,大都跑到沿海城市打工,那时候沿海都是玩具厂、电子厂、鞋厂,在那边打工一年可以挣两三千块钱。”张全收回忆,大量河南同乡与他同期南下打工。

 

见此情景,他开始承包河南到深圳的长途大巴车。“那个时候从老家(河南)来的车一天有10辆,一车40个座位,超载挤了150个人。我就去找站长商量说,外边的车到处乱停,我可以把这些车都集中到车站里边上车。”张全收靠着之前在家乡做客运的经历,说服了平湖客运站站长,重操旧业。

 

后来,他又在平湖客运站旁开了家小餐馆,来店里吃饭的多是农民工兄弟。饭桌上,就业难是他们绕不开的话题。

 

1999年初,张全收发现,有一些外出务工人员,因学历低或身体残疾等,进不了工厂,回家没有路费,吃饭没有钱,也住不起旅馆,“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身份证会给抓走收容”。他们都是张全收老家来的孩子,他不想看到同乡没有活干。

 

打理餐馆之余,他开始骑着自行车到各家工厂收集招工信息。帮一部分老乡找到工作后,他的名声逐渐在打工者圈子里流传,不少人慕名而来,求他帮忙找工作。小餐馆成了介绍工作的中介所,和接济生活的救助站,一段时间后,甚至流传出了“有困难,找全收”的口号。

 

他后来几次听老乡说因工厂“不招河南民工”被拒,索性卖掉餐馆,租了一间旧厂房,开了玩具加工厂,专门招收河南打工农民。他在平湖汽车站的大门口挂了一张广告牌,上面写着:

 

河南人找工作,张全收与你搞合作。张全收的公司将一流的服务向你承诺,内厂外厂任你挑,不欺不诈信誉高,若是骗了河南妹,怎对家乡众父老,如果我讲的理不真,请到政府讨公道。

 

广告给他的加工厂招来了一百多人。他的工厂主要接其他工厂做不完的单,但是不稳定,有时活比较多,有时接不到单,没活干。自己办工厂困难多,工人也非常辛苦。

 

2000年的一天,深圳市平湖德新纸品包装厂总经理梁亦斌,因工厂赶货缺人,来张全收的加工厂借工人。“我当时和(德新)工厂谈好合作协议,让工厂管吃管住,一个小时给多少钱。”最后,他带着全厂人住进了德新工厂,暂时解决了没活干的窘境。

 

全顺模式

 

和梁亦斌的合作方式启发了张全收。他发现了一个过去未知的商机,“要是把农民工集中起来,这家企业的活干完了,就派到另一家,干完再派到其他企业”,不仅解决了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也避免了企业旺季招工难、淡季辞工难的风险。

 

他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尝试,总结出了劳务租赁模式。他到处找更多企业合作,尤其是大型的港资和台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有实力,常年有活干,工资有保证,员工吃住有保障。”

 

由于适应了不同企业用工的季节性,且工人素质有保障,张全收的业务受到多家企业的青睐,合作企业从刚开始的几家工厂,最后稳定到上百家。2005年,随着业务扩大,他创立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向用工企业输送劳工。“我当时分两条路走,一部分人员介绍到企业直接工作;另一部分是劳务派遣。”

 

“用了我的人,他们都不想再用自己的人,甚至不想再招工。我把工人招过来,把生产管好,什么打架斗殴统统全管完了,每个企业它又没有多花钱,又用到满意的工人,它何苦不用我的人?”张全收很满意。一些经济研究学者称之为“全顺模式”

 

农民工开始源源不断地加入张全收的公司,贾丽莎便是其中之一。她是张全收的老乡。她称,“在我们那,附近的人都知道他(张全收),因为他的公司帮助农民工很多,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我们就过来(打工)了。”

 

除了老乡关系,许多农民工投奔张全收也是因为每月可以领到稳定的工资。“每个月工资他都是按时发,不管有活没活,老板他都会按26天保底的工资跟我们算。就算是厂里面不给钱,他也会拿自己的钱补给我们。”贾丽莎介绍。

 

“包培训,包年薪,包吃住,待工期间照发工资,实行跟踪管理,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实行全包。”据张全收统计,他创立全顺以来,累计解决了两百多万人次农民工就业,为他们带来一百多亿元劳务收入,数十万家庭由此脱贫。

 

不过,也有不少公司模仿、竞争。“我这模式他们学不来,怎样让一盘散沙似的农民工在短时间内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产业工人我自有办法,他们想模仿都模仿不了。”张全收很自信。

 

张全收把自己的劳务派遣公司比为一座大“屯兵场”,在公司,“我们实行军事化训练,我会拿着小喇叭每天进行培训,培训内容都是我在过去打工时的切身体会。”

 

在工作了十几年的吴亚平眼中,这种培训“虽然是开会,但感觉就像一家人一样,我很依赖这里”。不过,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言,第一次走进全顺,会误以为自己闯入了某个军营:干净明亮的食堂,整洁有序的工人宿舍,叠得如豆腐块一般的被子……新来的人难免会不适应。

 

早晨7点20分,口哨准时响起,张全收手持喇叭以一口纯正的河南话大声喊道:“同志们好!”

 

“大家打工并不轻松,对散漫惯了的人来说,八小时工作制比坐牢都难,但再难也就头10天难过,熬过去了,你们就会成为合格的工人。你们要做好准备,第一,要讲团结,团结才有集体的温暖。第二,过马路,上楼梯,进车间,要处处注意安全。”张全收开始“培训”。

 

遇到不服管教的,同为农民工出身的张全收自有一套话语:“你不想做的时候,你就想想你兄弟姐妹几个,哥哥要不要结婚?姐姐要不要出嫁?等你办事的时候,你爹你娘还得上人家家里借钱,借不来的时候,大冬天回到家,你父母亲的头发一夜发白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良心,你听到我跟你讲这话,你要干还是要走?”

 

张全收说完这些,一些员工的眼泪已经滴溜到嘴唇上了。

 

回乡

 

拐子杨村距上蔡县城22公里,2017年之前一直是河南著名的贫困村之一。如今,进村那条坑洼不平的主干道已经变成了水泥路,道路两边也装上了路灯。全村2600多口人,基本实现了“户户通”水泥路。张全收也自掏腰包给村里修建了村室、文化大院。

 

“我要把它打造成全国文明村,把它美丽好建设好。”现任拐子杨村村委会主任的张全收向乡亲们承诺。

 

2008年,张全收高票当选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是村里第一个不拿任何报酬的村干部。拐子杨村是深度贫困村,张全收把村里八百多名富余劳动力分成了两类:能够外出打工的,“就到我的公司去,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保证每人一年收入5万”;不能走出去的,“我就号召大家一起搞蔬菜大棚,让他们全部到基地打工挣钱。”

 

2003年,张全收刚赚到第一桶金,就接到了老家村书记的一通电话,“全收,咱村小学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外边下雨屋里流水,如果房子塌了砸着孩子们可咋办呀!”电话挂了之后,张全收想到孩子们在危房里学习,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了,“我当年就是没钱上学才外出打工的。”

 

修建校舍要25万元,全村靠卖树仅能换来4.5万元的收入,张全收当时手里的钱还没捂热,“刚挣了8万”,就一股脑全捐出去了。第二年,他又捐款在村里修建了一座敬老院。此后,他对家乡的反哺从未间断过。

 

2013年,受河南省政府邀请,张全收回到郑州,协助富士康管理几万名员工。他将全顺模式运用到富士康郑州工厂里。这期间,为更好地服务家乡经济建设,他把公司总部从深圳迁到了郑州,工作重心逐渐从沿海城市转移至河南。目前,他大多数时候一半时间在深圳,一半时间在郑州。

 

“富士康落户河南,创造了三十多万个就业岗位。在富士康上班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中部城市群崛起的趋势。”张全收介绍,大型企业入驻中部地区,也推动力了农民工返乡潮。“过去农民工都是到经济发达的沿海去务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内地。”

 

在过去的几十年,河南作为劳动力输出第一大省,年均流出人口约达2000万人次(《河南农业农村发展报告》2018)。不过,受经济环境变化和疫情影响,不少农民工——尤其是二代农民工正在不断返乡就业。据农业农村部2020年9月24日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务工达1700多万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预计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或二次返乡。

 

从“孔雀东南飞”到“凤凰还巢”, 在农民工返乡就业政策的鼓励下,张全收把公司总部从深圳迁到郑州,也为一部分想要回河南的农民工提供了另一重选择。刘龙飞在昆山的汽配厂打了几年工后决定回来河南,去年,他进入了全顺设在富士康工厂里的食堂,担任主管。“郑州离家近点,逢年过节回家也方便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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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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