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刑辩律师王飞看到案件背后站立的每一个人

稿源: | 作者: 韩茹雪 日期: 2020-10-21

王飞参与了乐平奸杀碎尸案、廖海军案、李思侠案等辩护,当事人均成功平反,他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告别张玉环,他匆匆踏上前往下一个案子的路途。在这条由一个个案件连接的路上,他已经走了14年

 

特约撰稿 韩茹雪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他的家人写了封长信,列出很多要感谢的人,排在第一位的是王飞。

 

王飞是张玉环案再审的辩护律师,也是推动这起冤案平反的重要角色。张玉环平反回家后,面对一众媒体,想邀请他一起站到镜头前。王飞拒绝了,“现在我已经不重要了,更想看到你们一家团聚。”

 

2006年大学毕业成为律师至今,王飞参与了“5·24乐平奸杀碎尸案”、“廖海军案”、“李思侠案”等辩护,当事人均成功翻案,他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告别张玉环,他匆匆踏上前往下一个案子的路途。在这条由一个个案件连接的路上,他已经走了14年。

 

关注人的命运

 

本刊记者见到王飞,是在9月19日下午两点。前一天,他刚从外地出差回京,两个小时之后,还要接受另一个采访。

 

他的午饭是从楼下打包的一份热干面,快凉了才匆匆吃掉。张玉环案平反之后,他每天要接待五六拨寻到律所的当事人家属,至少能接到十几个求助电话。

 

这种忙碌几乎贯穿他整个律师生涯。深圳、衡阳、海口、广州、枣庄、遵义、赤峰,这是他2020年9月去过的城市,白天办完事情,晚上飞到另一个城市。

 

律师的工作通常是围绕案件展开,但王飞更愿意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故事,关注人的命运。

 

张玉环案之前,作为一名刑辩律师,王飞参与过多起冤案平反的工作。张玉环案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他认为,“与关押时间更长、案子错得离谱有关”,更多的是案件本身人物有亮点,有情有义的前妻、坚持奔波的医生、参与报道的记者等等。

 

接到这一案件之初,王飞和一些记者沟通,得到的更多是消极回应,大家普遍觉得张玉环案没什么“特点”。

 

陈年旧案没有新进展,王飞决定去张家村看一看,更加立体还原张玉环这个人、这个家庭。

 

“案子是扁平化的东西,没有直观感受,更应该看到案子背后的人,每一个人。”王飞在张家村待了一周多,走访当年的案发地,见张玉环的家属、村民,用手机拍成视频,把访问到的人和故事,提供给媒体,引起更多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案件再审进程。

 

当事人的遭遇经常让王飞感同身受。有时他不由得想,自己只是运气好一点,不然完全可能与当事人面临相同的命运,“听他们讲述,我觉得自己像被关进笼子,我是清白的,但不得不面对长时间的关押。”

 

王飞记得在江苏昆山见过一起冤案的当事人荆献柱。2000年,安徽涡阳县一名19岁少女的尸体被人发现。半年后,新婚不久的车超被警方锁定为嫌疑人,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哥哥车雪峰、表弟李勇、哥哥战友荆献柱,这起案件后来被称为“安徽车超奸杀案”。2001年,一审判决车超与荆献柱死刑。

 

王飞是申诉阶段李勇的律师。最初抓进去的4个人,称遭刑讯逼供,都认了罪。四年后,办案人员调查发现案发现场仅有两个人的脚印,不可能是4个人作案,荆献柱和车雪峰最终被判无罪。

 

时隔多年,荆献柱被释放后,选择在江苏昆山生活,“不想回去,恨一直伴随着,我得逃离。”

 

在荆献柱的讲述中,他是党员,当过兵,参加了九八抗洪,拿过很多荣誉。当年正是一腔报国热情的时候,被当头一棒,毁掉了人生。

 

漫长的接力

 

这种遭遇带给王飞很大的震撼,也让他对代理陈年旧案更加坚持。最近一段时间,王飞在为黑龙江一起旧案的申诉进行调查取证。

 

2003年9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条地沟里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田志娟、田志军姐弟被认定为凶手,17年来姐弟俩一直在喊冤。该案经一次撤诉、四次发回重审,最终两人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杀人命案,不认罪、不赔偿,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必死无疑’的,但这个案子却没判死刑或死缓,仅仅是无期徒刑,这是非常蹊跷的。”原审辩护人迟夙生至今对这起案件记忆犹新。

 

1980年1月1日,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迟夙生此后就走上律师的道路,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辩护律师之一。在当时的体制下,律师是法院下属工作人员。案件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和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是没有律师参与的,直到进入法院阶段才能有律师介入。

 

“那时候一年做一个案子和做一百个,拿的工资是一样的,还在行政体制下。”迟夙生回忆,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她觉得当时做律师虽然挣得少,但和法院是“一伙儿的”、“那时候刑辩没有今天困难”,合理的调查取证意见更能被法院听取,而现在律师具有私权之后,介入很多案件反而棘手,难了很多。

 

当年田氏姐弟案,迟夙生曾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发现在侦查机关认定的死亡时间之后,死者曾与多人通话。这份关键证据却被“隐匿”在公安侦查阶段,未移送到检察院。迟夙生是在法院阶段介入到案件中,按照当时规定,只能查阅检察院交到法院的主要案卷,而非全部。她经过大量取证,发现诸多疑点,一再坚持证据存疑,最终让田氏姐弟未被判处死刑。

 

“如果这个案件我没顶到底,那绝对是不负责任的刑辩律师。”迟夙生今年64岁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她感到自己“年龄大了,随时会终止”,遂找到王飞律师,希望他能继续完成这个案件。十几年倏忽而过,当事人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时间,持续喊冤;另一边,案件已经在两代刑辩律师迟夙生和王飞之间完成接力,继续寻求平反。

 

“冤假错案是欠下的债,必须还”

 

平反一个案件,为什么如此艰难?

 

“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人,”结合田氏姐弟案,迟夙生记得,当年“破案”后,公安机关不久就接受表彰,很多警察因立功被授奖,电视广播大力宣传;办理该案的检察长支持起诉田氏姐弟,而追求百分之百的办案正确率是当时检察院“业绩”考核的一部分,“不管对错、不能认错”;案件到了法院,法院不能不判,也不能硬判,造成了那个年代如田氏姐弟案一般“杀人命案不认罪、不赔偿、不死刑”的蹊跷结局。

 

借张玉环案平反的契机,有来自司法系统内部的文章聚焦冤假错案的“隔代纠正”现象。作者刘哲,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曾出版《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法治无禁区》等个人文集。

 

刘哲曾接受《南方周末》专访,在自述中提到:“假设你是一个法官,如果你要触碰近期判决的案件,那这个案件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作出原来判决的下级法官,包括他们的领导,都还在位。你如果形成一个决定,把之前的判决推翻,他们的利益马上受损。并不是说他们与案件本身有多少利益纠葛,而是他们会被追究责任,可能被处分。那你自己的利益也可能受到影响。”

 

这种利益关系导致司法系统内部往往没有纠错的动力。外力介入带来的冲突是更剧烈的,王飞有时说话强硬也会招致司法人员的不满,说他是“偏激的律师”,但他坚持“你把他换成你的家人,如果你的家人遭遇这样的事情,你希望是什么律师,是彬彬有礼,遇到有不合法、不公平的东西,被人阻挡出来就回家、认命的律师,还是不断抗争的律师。”

 

在王飞看来,平反冤假错案对司法系统是加分的,大家能认同,司法系统会犯错误,犯了错误之后,应当实事求是去纠正,这两年最高检、最高法的相关报告也对冤假错案平反作出了正面回应,这是鼓舞人心的。随着张玉环等案件平反,人们也能看到司法环境正在逐渐完善。

 

最近接到的案件中,来自河南的当事人林强让王飞印象深刻。

 

林强在多年前因被怀疑是杀人犯而入狱,被判处死缓,服刑16年多后,出狱。回到家中,他一个人住在屋里,家人不能理解他。儿子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林强想抱抱孙子,儿媳妇拒绝,悄悄跟丈夫说,“他是个杀人犯,你不知道吗?”

 

王飞看过案卷相关材料,从证据的方方面面来看,他相信林强是无辜的。讲到近况,林强非常落寞,“我是无辜的,没有做过那个事情。”王飞回答,“我理解你。”

 

“没有证据,怎么能说一个人是杀人犯?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杀人犯,只是没找到证据,这是很混账的逻辑,”王飞笃信“疑罪从无”的准则。

 

他认为部分警察实施刑讯逼供的原因,不一定是利益驱使一定要破案,而是那种朴素正义,“我看这个人就是干了这个事,实际就是一种猜测,认为对方是狡猾的,那么自己打人也是正义的。”

 

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王飞觉得更大的阻力来自于利益层面,而非办案人员“朴素正义”与“疑罪从无”司法概念的分歧,“只要立场上实事求是,(结果)都没有太大的差异。”

 

王飞不喜欢强调宏大概念,他认为国家、集体都是由人组成的。过于关注宏大的,可能会忽视个体的诉求。

 

“我喜欢让每一个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王飞觉得,冤假错案是国家欠下的债,必须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欠债的人,哪里能说我过几年再还?”

 

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剑

 

作为一名刑辩律师,王飞经常要面临无数次的重复、时进时退的等待,甚至“缠斗”。

 

2015年,餐饮企业真功夫股东发生冲突,人文学者许丹写书《真功夫你不要学》。许丹后被真功夫大股东之一潘家以涉嫌诽谤起诉,代理律师周泽等也被起诉。

 

“没完没了的折腾,死缠烂打的做法”让周泽感到烦闷,他找了同行王飞在内的一些律师,共同应对这起案子。

 

蓬江、天河、东莞、武汉、岳阳、成都、海淀,王飞等人转战多地,参加了多次庭审,经过4年左右的努力,案件终于平息,潘家不再缠斗。这让周泽觉得王飞很能坚持。

 

2015年,周泽成立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下称“泽博律所”),2018年王飞加入成为合伙人。事务所规模不大,周泽觉得刚刚好,与各个方面打交道,有时会面临一些风险,出现意外更容易应对,如果规模太大,万一停业,会影响太多人的生计。

 

这种“意外”并不少见。王飞在代理李思侠案过程中,被当地司法系统投诉,说在“网上恶意炒作案件”,直到李思侠的案子最终获得“不起诉”结果。同在泽博律所的律师王兴,在代理清华大学付林案期间,律师执业证年审被暂缓考核半年,直到付林案撤诉,事情才平息。

 

通过微博等网络平台进行公共表达、反映案件信息、为被告喊冤的过程中,王飞等律师往往承担着较大风险。这种风险一定程度上来自办案机关的投诉,导致律师年度考核受到影响。

 

“我们有正常监督的权利,这也是正常、应该的,他们要投诉,我们去应诉就好了。”周泽称这已经是常态。

 

作为刑辩律师,更大的困难是案件本身难以推动。王飞担任辩护人的车超案,再审被驳回,目前来看是失败的。这样“失败”的案件,常常是多数。

 

成功的是少数,“有时候能解决取决于偶然性因素,而没有一个完善的错案纠错机制”,王飞认为张玉环是幸运的,他从接手这个案子到最终平反,时间是三年多。而他经手的更多类似案件,常常被拖延很多年,迟迟没有结果。

 

介入张玉环案后,王飞看完案卷材料,认为张玉环无罪,积极主张申诉推动。但也有“推不动”的时候,王飞回忆,在法院“立案不查”的阶段,江西省高院曾说一个月给答复,后来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回应。他给江西省高院、江西省检察院写信,甚至写信给江西省省委书记,寄到省委办公厅。每封信大概三四千字,把案件的冤情展示出来。最终,他得到确定的回复。

 

张玉环已经平反,更多的案件还挤压在王飞的办公室,“实际上对一些没有被平反的错案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他只是运气不好。”

 

接触的阴暗面越多,反而人越阳光

 

从事律师工作数年,王飞认为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人和事,是结识王克勤和在大爱清尘工作的经历。

 

大爱清尘基金,源自2011年6月由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是专项救助中国600万尘肺病农民工,并致力于推动预防和最终基本消灭尘肺病的公益基金。

 

在和大爱清尘基金打交道中,王飞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他记得湖南有个叫彭连喜的尘肺病患者,去世的时候拿着一张报纸。志愿者去他家探访的时候,当地媒体拍下了这个画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彭连喜呼吸困难,但手里攥着这张报纸。王飞觉得彭一方面可能是感恩,另一方面,代表着某种“安心”,有一群人在帮助他和他的家庭。

 

尘肺病人基本都知道,有一天会离世,甚至有人给自己刷棺材。“在他们的角度,我离开没问题,只要我孩子的学能继续上,我家庭能继续,有一群人在关注我,我随时可以走。”王飞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自身受到不少触动。从2012年开始,他一直作为志愿者,业余为大爱清尘的尘肺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他经常告诉尘肺病人的话,如今也常说给冤案当事人,“你不要来感恩,我帮你是为我自己,不是为你,你不要觉得心理上有包袱,不要有这种想法。”王飞觉得自己从中汲取到了力量。

 

王飞能体会到别人的处境,他觉得与自己出身底层有一定关系。1982年,王飞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位于河南、陕西、湖北三省交界,丘陵居多,经济并不发达。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经常要翻几座山去上课,有时候一周只回家一次。母亲没什么文化,朴实持家。

 

因为父亲的职业,王飞从小可以比身边同龄人接触到更多外界的信息,也更坚定要去外面的广阔世界闯一闯。

 

大学时,他选择了法律专业,喜欢看央视的《新闻调查》,至今对于郝劲松那一期印象深刻。郝为了五毛钱的发票打官司的事情,让王飞感受到了一种为权利而抗争的魅力,他想在生活之外,关注更多社会中那些真实的、正在发生的事情,觉得这是最有力量的。

 

在做了多年刑辩律师之后,王飞有时候会被问到,为什么如此关注社会阴暗面。“不关注它就不存在吗?”王飞想法坚定,“我只是关注,不是制造者。如果不关注,这个阴暗面会无限扩大,会吞噬掉光明。我们关注它,是为了尽可能让它缩小,让阳光更加普照大地。”

 

但在这个过程中,王飞也遇到过不少阶段性焦虑,尤其是在一些案件“推不动”的时候。但这种焦虑没有带来心理上的抑郁,“有时候我觉得接触阴暗面越多,本人越阳光,会感觉自己在改变它,去做一些事情,这个过程中内心是踏实的,相信这个事情的意义。”

 

工作的碎片空闲里,王飞喜欢亲近泥土、接近自然。他能想到的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去山里,找个风景好的地方,随便躺一躺、走一走,“泥土最有力量,万物来自于泥土,我们最后也会回到泥土,躺在土地上觉得特别踏实,它会给你力量。”

 

(文中林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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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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