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我的父亲 谢晋元将军

稿源: | 作者: 徐梅 日期: 2020-09-25

四天四夜坚守之后奉命撤出四行仓库,谢晋元却在三年半后遇刺于租界孤军营。羁留租界期间“八百壮士”自由无期、经济艰苦,列强压迫,日本与汪伪虎视眈眈。谢晋元竭尽心血,艰苦支撑,带领将士锻炼体格、研究学术、提高人格,刚毅坚忍地度过了这段精神最惨痛不宁的岁月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上海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四行仓库四天四夜的“战争直播”曾震撼世界,这支“八一三”淞沪抗战最后的守军面对汹涌而至的日军主力,英勇死守四行仓库。这场曾令中国军民和国际社会瞩目的命运大戏,在他们撤出四行仓库、跨过苏州河后,更加复杂幽深,撞击人心,其中曲折却鲜为人知。

 

“余自奉令撤退之始,即知今后环境之艰危,当十倍于固守四行之时。”团长谢晋元写在日记中的这些话,预示了“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后滞留租界四年的坎坷命运。

 

令人感佩的是,被困于租界、失去前途盼望的这些年,这支被迫解除了武装的孤军在儒将谢晋元的带领下,“锻炼体格,研究学术,提高人格”。上海沦陷后,孤军营成为租界孤岛上最后的亮光,常年向社会民众开放参观鼓舞民心,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军人的纪律品格。

 

受命领军的谢晋元退入租界后,诸事萦怀、忧患于胸,其后数年一直深受重度失眠症所苦。他极为自律,每天写日记,记录下那些年的艰难和持守。多年之后,他的儿子谢继民从父亲的日记和老兵的回忆中,把这段历史打捞出来,也深入了从未见面的父亲的精神世界。

 

 

 

“一年又在愤慨痛苦中过去了!”

 

1940年元旦,是个星期一,35岁的“四行孤军”团长谢晋元上校写下新一年日记的第一句。

 

这一年,他最小的儿子谢继民4岁,出生以来还没有见过父亲, “1936年3月份左右,父亲把我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我母亲一起送到广东(梅州)蕉岭,当时我母亲怀着孕,肚子里的就是我。”

 

1936年10月底,谢继民在蕉岭出生,母亲凌维诚只有29岁。

 

“等抗战胜利,我就回来接你们母子回上海!”凌维诚一直记着丈夫这句话,却没有等到他回来的那一天。

 

谢继民一提到母亲就哽咽了,指一指我和陪同他接受采访的女儿谢骏,“她原来同你们一样是念书的小姐,从小在上海长大,家境很殷实的。”

 

“父亲当时已经知道,国民政府预备在上海与日本交战。他动员母亲从上海去广东老家,并且把家中一切都托付给她,母亲要照看公婆、4个孩子,还有我伯父留下的一个女儿。”

 

1946年春,谢继民姐弟四人和母亲凌维诚辗转两个多月回到上海,此时父亲谢晋元已经遇害辞世五年。一些老兵将他们母子接到孤军营附近安顿下来。

 

谢继民从未见过的父亲,是老兵随口不离的“团长”,“我总是听到他们说,团长如何如何,‘团长让我们学的、做的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才明白。’”

 

谢继民说,自己从12岁开始,就决定把父亲和老兵们所经历的了解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从小母亲很忙,我们几个孩子都是自己管自己的,我从小不爱说话,但是会听会观察。”

 

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十来岁时跟着母亲往南京跑,凌维诚为几个孩子还有老兵们的生计找国民政府要救助,“我就记得载我们的那辆福特小汽车,喇叭按一次就响个不停,总停不下来,司机手忙脚乱摁这摁那儿,才给它停下来……”母亲和哥哥都在车上,但“谁都不记得这个事”。他还记得母子被各部门推来推去,母亲总是忧心忡忡,“但她脾气很好,不跟我们发火的。”

 

2002年底,谢继民退休了,“第二年,我花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把我积累下来的关于父亲和四行孤军的东西都写出来了,就是《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记》的第一版。”

 

他最初的想法是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只是想留给自己家里人看,自己的小孩,还有他们的子女、我的孙辈们,我说我没有钱、家产留给你们,我给你们这本书,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这里记录下来了你们的太爷爷曾经为国家做过的事情。”

 

第二版再版时,他从1945年10月出版的《谢晋元日记钞》中摘选了4万余字,收入附录。“抗战胜利以后,我到上海人家就送给了我一本父亲的日记,‘文革’中丢失了,那时也不好去找,幸好,后来,亲戚又送了我一本。”

 

谢晋元在日记里不止一次写到自己“竭尽心血,艰苦支撑,力竭声嘶”,谢继民感慨他们在孤军营中的牺牲比在四行仓库激战更大,“国民政府退到重庆,南京、武汉接连失守,‘八百壮士’孤悬于租界,那样的环境里,我父亲要求大家持守自己做军人的本分,坚持信念,以人格精神为贵,非常不容易。”

 

这些年,对八百壮士的纪念越来越多,每逢抗战纪念日前后,谢继民就格外繁忙,参加各种纪念活动,接受采访。由于电影《八佰》的热映,“今年更忙,很多记者来找,常常打到手机没电。”

 

他在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接受我的采访。纪念馆近期的预约参观人数暴增,馆里特地延迟了下午的闭馆时间,“电影是艺术加工的,如果想要对八百壮士有更多了解,我就推荐大家来这个纪念馆,这里全都是根据史实真实呈现的。”

 

留守

 

纪念馆第三展区是“八百壮士”在孤军营中的生活,工作人员拍拍展板边丛立的粗大栏杆,“这些铁栏杆的设计用意是,被铁丝网包围的孤军营像是监狱一样,壮士们在孤军营失去了人身自由。”

 

谢晋元在日记中写得最多的就是对租界因不愿得罪日本而将中国军人扣留于此的忿懑,“种种无理限制,实与囚徒无异,可叹可痛。弱国弱民处处受人欺侮。不流血,不抗战等待何时?”

 

1937年10月31日凌晨,他奉命率部撤出四行仓库退入公共租界,将士们原以为可以借道租界尽快与大部队会合。不料却因日、英、美多股力量的交织,被迫解除武装后,羁留于沪西胶州路口临时营地。

 

他们所在的国民党88师524团在会战打响前最早进驻上海闸北。淞沪会战血战75天后,中国军队付出惨烈代价,虽最终不敌日军,但也击溃了侵略者速战速决的妄想。1937年10月26日,大场失守后,大部队奉命转移,谢晋元所在的88师负责断后,掩护各部队撤退。

 

蒋介石原本希望88师全部留在闸北地区,分散游击作战,坚守到当年10月底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召开,以顽强抗战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88师师长孙元良不愿做此牺牲,经过协商改为选拔精锐,留下一个团左右的兵力,以师部所在地四行仓库为固守据点,完成蒋介石的“政略目的”。

 

在四行仓库最后留守人员的配置安排中,考虑到给养、卫生的便利,最终决定只留下由杨瑞符担任团长的524团一营,并由524团中校团副、262旅参谋主任谢晋元统领。

 

谢晋元文武兼备,就读黄埔军校四期之前,已经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中山大学前身)学习了四年,从黄埔毕业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天性平和,向往安静的世外生活,日记里称年轻时候曾有一念:暮年若能卸下所有家庭社会责任,愿隐修于山寺,“抱入山唯恐不深之愿,以待余年。”

 

但从他无法守住书桌前的平静、投笔从戎后,便认了自己的“劳碌命”,“余在军队十余年,始终未有片刻安闲,经常一身兼数职,每逢重大任务,必轮到余身。”

 

领命率部固守四行,谢晋元没有想到后面还会“遵命撤出”,他在战斗间的决死动员中称四行仓库为“我们的坟墓”。战斗开始前谢晋元清点总人数为420人,不足一个完整营452人的满员编制,但88师为蒋介石三个德械师之一,给谢晋元他们所留的武器弹药既多又好,四天四夜激战后清点武器,尚余步枪260余支、轻机枪27挺、重机枪8挺(含高射机枪2挺)、驳壳枪20支、手枪10支,子弹12万发,手榴弹800枚,迫击炮弹400发。

 

刚刚建成两年多的四行仓库亦是同时期仓库建筑的精良之作,所用红砖均为英国进口大红砖,比国产砖块要宽大结实,这座建筑历经猛烈炮火之后,框架结构坚固未损,外墙稍作修缮粉刷仍可正常使用至今。

 

四行仓库紧邻租界,且东南角有英商上海煤气公司的两个巨型煤气储气罐,总储气量达五十多万立方米。这两个大罐子如果被炸,租界将瞬间变为火海。孙元良冒险将88师师部迁址于此后,日军投鼠忌器,不敢从黄浦江上的舰船发射重炮,仓库中存有大量黄豆、小米,还安装了一部当时最先进的西门子电话。

 

“这里粮弹存储很多,饮水也有存储,有这样好的根据地,你们可以坚持下去,好好地打仗了。”孙元良在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写道,他在交代任务的时候,特别提醒留守的指挥官,此前两个半月坚守闸北,部队经过了五次补充,“我们的新兵实在太多”,“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他不同意上级想要将部队打散置于民宅巷道中作战的计划,认为“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这幢庞大的建筑物,不只坚固易于防守,同时更易于掌握部队。”

 

领命之后,谢晋元带着一个卫兵,立即赶到四行仓库对接防务。从湖北保安团补充来的新兵,军事素质差,“在四行仓库时,余一人将所有连排班长任务做完不算,士兵动作、作工事、射手、巡夜、观测……无不日夜亲身担任。”

 

凭借有效组织、精心调度,以及高射机枪对日军飞机的威慑,谢晋元和杨瑞符率领士兵们用尽地势之利一次次瓦解日军的进攻。

 

激战持续了四天四夜,守军在仓库内的伤亡并不大,让这场小规模战斗扬名天下的是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战争直播”——为便于水运货物,仓库临水而建,租界民众和国内外媒体隔着只有五六十米宽的苏州河竟可以实时观看、报道两军在上海市中心的实战。

 

在大部队撤离之后,苏州河以北已经被日军占据,上海市民痛失家园涌入租界。无望之时却忽然看到一支中国军队还在奋战,四行仓库的楼顶,以及面对租界的南侧还飘扬起了两面旗帜,民心振奋,援助通过租界的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往四行仓库输送。

 

各界捐赠物品甚多,孙元良专门致函给杜月笙,“堆积过多,极易腐烂”,“请烦先生转达各界,毋庸捐输。如果盛意难却,最好购买救国公债或捐助现金,作全国抗敌牺牲官兵之抚恤,以免浪费而切实际也。”

 

媒体也投入了大量版面报道“八百壮士”的英勇顽强。据谢继民反复考证,“八百壮士”的说法是战斗打响前,由进入四行仓库的两位英军军官传递出来的,他们原本是劝说谢晋元率部紧随大部队撤离,不要做无谓牺牲,听说他们决意“没有命令,死也不退”之后深感同情与钦佩,英军军官特地询问了留守主官的名字和士兵人数,可能是为了对外壮大声势,谢晋元告诉对方,“八百人!”“八百壮士”的称号就此传播开来。

 

1937年11月的《时代》周刊也报道了这次战斗,并将之比作“中国的阿拉莫”——阿拉莫之战,在美国是捍卫自由精神的代名词——1836年,200名德克萨斯民兵坚守要塞,抵抗十倍于己的墨西哥军队,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的牺牲激发出德州人民捍卫自由的斗志,最终赢得独立,脱离墨西哥,成为“孤星共和国”,并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美国联邦。

 

时年已过六旬的何香凝女士特地从法租界寓所赶到苏州河边,并在当天致信谢晋元和留守将士,“我在报上看见你们英勇豪壮的气概,使我感动得流泪。但是,等我跑到桥边,却又不能通过,只能静穆地向对岸注视,遥寄我满腔虔诚亲爱之忱……殉国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伟大;前线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英勇;全国同胞,将因为你们而愈加团结;国际人士,也将因为你们而愈能主张正义了。”

 

撤退

 

遗憾的是,九国公约会议上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予中国即时有效的强力支持。但四行守军的顽强英勇极大鼓舞了民众,成为八年全国性艰苦抗战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这首歌从1939年夏天唱响,迅速成为烽火年代的时代强音。

 

谢晋元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已经与三百多部下在租界“孤军营”里羁留了20个月。他在1939年6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11时,王云波同志来教‘歌八百壮士’。”

 

而在此前一天,他还在处理士兵殴打排长的恶性事件。这是他最艰难的时期,对外他们是一支中外闻名的明星部队,对内,由于租界不肯放行,长期滞留,看不到前途出路,“官兵精神日益散漫、消沉”。

 

他原本做好了准备和官兵在四行仓库“作光荣的战死”,那四天四夜他几乎没有合眼,然而因定意舍身,“一切思虑全无,心神泰然”,却没想到在10月30日晚9时接到撤退命令,告知已经与租界达成协议,撤出四行仓库后借道租界返回大部队。

 

31日凌晨他们开始撤出,日军迅速占领四行仓库,拔掉青天白日旗插上太阳旗,宣告占领上海市区。“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之前,日军宣称“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占领中国”,没想到占领上海就花了三个月,四行仓库一个点打了四天四夜还拿不下来。日方警告租界,为夺四行将不再限制重炮。为求自身平安,租界与国民党方面协调了一个撤退方案。

 

“我等之撤退,系因第三者要求维护中立地区(公共租界)之安全,请求我政府同意,而由我最高当局下令撤退者,”谢晋元在接受《新闻报》《申报》采访时,非常明确地道出“八百壮士”撤离绝非后来租界方面所说的“溃退租界,藉此庇护”。

 

10月31日凌晨退入租界后,事情发生了预想不到的突变,“八百壮士”的命运就此改变。

 

租界以持守中立、外来者不能持有武器为由,要求“八百壮士”交出所有武器弹药,谢晋元表示,部队只是借道租界,快速撤离,军人绝不能交出武器。僵持两个多小时后,88师负责接应的上级军官赶来协调,命令谢晋元尊重、配合租界。

 

当解除了武装的部队被拉到胶州路口的一片荒地时,谢晋元深知“今后环境之艰危,当十倍于固守四行之时”,“晋元尔时之愤恨与精神所受之刺激,实开余有生以来非人的惨痛生活之始。”自此,他便患上严重失眠症,日记里常记录夜不能寐之苦。

 

随着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日军克南京下武汉,租界方面为求自保,既不敢放行,也不愿将谢晋元等引渡给日方处置。“八百壮士”“四行孤军”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支没有武装的孤军。

 

在不少失去前途盼望的士兵看来,他们“非兵非民”,困于铁丝网中,与囚徒无异,租界也称之为“扣留营”“留禁营”,但谢晋元始终以军人风纪严格要求部下,激励官兵牢记自己是一名军人,“锻炼体格,研究学术,提高人格”。

 

“艰难岁月,不知所终”,但营内4点半吹起床号,晚上9点吹熄灯号,内务、学习、锻炼,秩序井然。

 

“八百壮士”退入租界20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初的南京保卫战,88师和其他13个师血洒雨花台,谢晋元所在的262旅包括旅长朱赤同在内,全部阵亡。

 

租界已在日军刺刀威胁之下,孤军手无寸铁,随时可能坠入更凶险的境地。

 

忍耐

 

谢晋元一直与重庆方面保持着秘密联络,数次恳请当局向租界施压,尽早让孤军得自由。

 

“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自1939年到1940年间,他与蒋介石的三次秘密电报往复的内容。”谢继民在自己年岁渐长、经历种种限制与无奈时,常常想起父亲在孤军营中的苦心孤诣。

 

1939年6月、9月,蒋介石两次复电谢晋元,“尚望忍受一切艰苦,以维国家荣誉”;“诸君孤悬海上,艰苦支撑,已对英美严重交涉,决勿使引渡(日本)。”

 

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重庆方面极为看重国际舆论对“八百壮士”战斗精神的赞誉。蒋介石竭力勉励孤军与租界隐忍合作,以期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1940年3月,日本人扶持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租界方面也越来越屈从于日方代表,谢晋元再次致密电给重庆,5月底收到蒋介石的回复,“望坚忍自重,不必以外人之态度恶劣而急躁;应该不卑不亢,百折不挠,坚持到底为宜。”

 

“他的压力太大了,上面的意思其实就是让他们‘牺牲’,对下面他还不能直接说。”谢继民从十多岁就和孤军老兵们一起生活,“他们经常说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我父亲所考虑的问题,大多数士兵文化低,当兵吃饷,其他想得很少。”

 

“八百壮士”一进入租界,便被民众以抗敌英雄相待,蒋介石也给予他们“委员长特别嘉奖”,全体官兵一律晋升一级,还犒赏三千元。谢晋元由中校团附升任上校团长,直辖四个连。

 

最令谢晋元棘手的是,手下将士一心杀敌,再建军功,却被软禁在此,不得施展。士兵们不怕牺牲,赤手空拳也愿意与租界白俄卫兵以命相搏,“杀出去!”但重庆方面绝不愿意因这不足四百人(战斗前后共牺牲20人,还有十多人受伤,在医院治疗)得罪英美。

 

也有人给谢晋元出主意,来孤军营中参观慰问的民众甚多,组织一批流浪难民入营,让士兵与难民易装替换,分批次也能逃出去不少人。

 

易装潜逃的建议,对于一支要向民众和媒体展现中国军人风貌的特殊部队来说,是无法采纳的。

 

“八百壮士”进入租界时市民追着运兵车辆跑,新闻记者也纷至沓来,民众的关爱和媒体的支持,是他们解除武装后的重要倚仗,“孤军营”常年对外开放参观。

 

为便于学生、社团、民众进出,谢晋元一直同租界方面据理力争,“铁丝网内,主权由我!”从最初的一次25人,分批次轮换进入,到最后女性参观团人数不作限制(租界方面担心男性进入后,混乱中与士兵们易装替换,也不利于压制),民众100人一批,分次入内。进步青年心中苦闷,站在马路边排几个小时的长队,也要进营,参观、求签名、请谢团长讲话,并观看官兵与学生一起组成的“孤军剧团”演出。1940年3月17日,各校学生从上午9时陆续入营,至下午5时才离开,谢晋元特地打电话,请冠生园送来面包,每人两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海青年之苦闷,以此可知。寻求精神食粮,除本营外,孤岛再无地方。”

 

并非所有官兵都能理解留守的意义。“余为维持秩序纪律,实费苦心”,夜里他梦到“全营暴动”,惊醒后,却只能提醒自己明日要继续勉励将士多多忍耐,“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革命军人的精神,要在最艰苦中,始能体现。”

 

“强暴凌辱,与时日而俱增;公理正义,以岁月而消沉”,自1940年5月之后,谢晋元再没有向上峰致电,而是专心营内诸事的运作管理。失眠多梦,乃至被噩梦惊醒时,他常想念自己此前常做的一个梦,“余以往常做身生双翼,如鸟翱翔天空,旋转高低自如之梦”,这个梦从被羁留之后,再没有做过,偶尔入梦,自己纵有两翼,“用尽气力欲飞,却始终不得离地,心神懊恼万分。”

 

谢继民读到这段日记的时候,对父亲的“惨痛不宁的精神”,充满同情,更生敬佩。“他自己心里痛苦得不得了,但是不能说出来,还要勉励官兵,‘希望大家要自尊自强,不要自暴自弃,应求上进。’”

 

我们两个多小时的长谈中,言语温和的谢继民唯一一次提高调门,是谈到有人说“孤军是被遗弃的历史碎片”,“说他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国民党的弃子,不值得纪念,更不应该用这样的历史碎片为国民党的一败涂地涂脂抹粉”,他端起茶杯想喝口水平复下情绪,却气得呛了一口,手也有些发抖,“我父亲和老兵们在四行仓库死战是牺牲,在孤军营更是牺牲啊!在限制的条件下,不是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心意任意而为的。”

 

他将父亲在孤军营中的坚守看得极为宝贵,“很多记者采访,都是围绕着四行仓库里的四天四夜,我也介绍了很多。其实我更想说孤军营中的坚守,我父亲也说了,十倍百倍之难的是孤军时期,在那样的环境和压力下,他的身上有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个人利益放在后面。他们确实不容易,这个大局观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兴业

 

归队杀敌一时无望,谢晋元便在孤军营里打起了持久战,带领将士们办学校、办工厂、举办体育训练和体育赛事。推行这些既有现实需要,更有他的长远考量。“少数新兵,不明军队纪律,误以为此种环境,可以随便……无论如何,必尽力使其能求上进。此种原因,为未受良好教育家庭,知识浅薄,在军队又未受严格训练。”

 

他极为看重士兵的文化教育,“凡一切事业,均由学问为出发点。没有学问,无论很好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而且会做坏。”1939年12月开办的“孤军学校”,谢晋元担任校长,教员全都是复旦、交大、同济、东吴等名校的爱国学生,孤军按照国文程度分为甲乙丙丁四组。甲组学习初一国文,丁组人数最多,占到85%,这个文盲和半文盲小组从识字扫盲开始。自1940年开始,根据程度不同,又适当增加算数、常识、历史、地理。

 

甲组学生还可以学习英语,谢晋元自己也报名参加。士兵们后来纷纷退出英文学习,老兵后来对谢继民说,“那时觉得学了也没用。”唯有谢晋元一直坚持,他希望自己能够熟练掌握英文,以便与租界当局沟通交涉。

 

部队的军饷一直不能按月领取,几百号人的日常给养令谢晋元颇费心神。1939年上海开始物价飞涨,柴米油盐样样愁,谢晋元的日记里充满烟火气,“现在到了米珠薪贵的时候,唯一办法,只有节食。有人吃面一顿二三斤,吃饭五六碗,实属过多。望每人节食为三碗。”无论怎样精打细算,“但无知士兵,以及故意在此种环境下捣乱者,只知要食要用,不知钱从何处来,可叹。”

 

虽然常有民营资本家的无私捐助,但谢晋元深感孤军必须自力更生,他决定在营中开办实业,生产袜子、毛巾等等实用物品出售。他在训话中强调这个尝试绝非玩闹,“当看作孤军第二生命,务必实实在在,精益求精。”“亦必须抱定办得有成绩,比他人所办者优良。此须人人有此抱负,努力去做。”

 

“我父亲还有一个考量,他从始至终都坚信抗战必胜,报国无门,岁月蹉跎,他想要给士兵们提前谋划未来生计。”

 

“中国抗战是持久的,快则十年八年,慢则二三十年,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怎么办?”老兵们告诉谢继民他们后来一想起团长这番话便感慨万分,“团长那时候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学会一到两项技能,我们只当是好玩儿消磨时间,没有想到后半生真的可以靠这些技能谋生。”

 

民营资本家荣德生先生对孤军素来关照,听说谢晋元想要在孤军营中办厂,立即给予援手,亲自安排原料厂以优惠价格提供棉纱;织袜厂的卫聚贤先生慷慨地借了六七台织袜机,还派来老师傅指导培训官兵,袜子量产后,孤军又学会了织毛巾,“孤军牌”袜子、毛巾质量好、售价低,来营中参观的民众纷纷购买支持,永安、新新、大新等大公司也积极帮忙销售。

 

其后,孤军又开始生产肥皂,国产肥皂在当时还比较罕见,算是先进工业,“孤军牌”肥皂供不应求,三十几个人,一天两班倒全力生产。

 

“我们当时就很满足了,但团长想的永远更远,”谢晋元考虑到国家尚不发达,士兵们如果回到家乡,没有了设备和生产线,仍然无法自立。通过考察,他引入了藤器编织、木工生产,他让每个士兵都去学习藤器编织,因为这个材料到处都有,“学会这门技术,今后即使回到穷乡僻壤,亦能组织藤工劳动。”

 

1940年,他还投入5000银元,为文化程度较高的军兵开办了第一期汽车驾驶和汽车修理培训,“我父亲当时把自己的钱都投进去了,士兵们不理解,‘团长干嘛花这么多钱啊,这些钱给我们提高提高伙食不是更好吗?’”

 

“不能给你们吃掉,吃掉了你们就不能长这个本事。”谢继民想起老兵给他讲这段对话时的滑稽样子,哈哈笑出了声儿。

 

“当时有些来营里教文化课的大学生也想学汽车驾驶,父亲都很支持,这些青年后来加入国共两党的都有,他们中间不少人学会开车后,去了内地,再投入抗日。”

 

前后两期汽车培训班共培养了一百五六十人,四连一位班长张青轩,解放后政府安排他在上海一家药厂做专职司机,一直工作到退休。

 

“孤军们的一生都是很坎坷的,后来因为成分不好,很难有一个好的安排,他们很多人都佩服我父亲的远见,在孤军营中学的技能,让他们可以凭一技之长或学习能力得以立足。”

 

1941年的元旦,是孤军在租界第四次听到新年钟声,谢晋元颇感快慰,这天他写了很长一篇日记——

 

第一个元旦(1938年),战事变迁极甚,而全体官兵意志分歧,思想复杂,经济一筹莫展。

 

第二个元旦(1939年),官兵愤于自由无期,经济艰苦,异族压迫摧残之痛,悲切无已。

 

第三个元旦(1940年),历经心血,工业次第成立,教育开办,尽力提倡运动,时至今日工业有了相当成绩。去年一年中,赢利七千余元,教育最初百分之八十五文盲,现在只有百分之七十,进步极快;体力进步尤为惊人,去年一年中,患病入院仅十余人,足知运动功效卓著……

 

刺杀

 

“自由问题,始终是孤军营中最大、最根本、最严重的矛盾,”父亲的日记翻到1941年时,谢继民的心便紧了起来,谢晋元停笔于4月22日,两天之后,他在凌晨出操时被手下四个士兵刺杀。

 

关于谢晋元的遇害,一些网络文章、历史小说有很多演绎和想象,谢继民非常不能接受所谓“艺术加工”的无度和随意,“这种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编写出来的东西可以吸引人们注目,但以谢晋元的真实名字,写孤军营内真实事件,关键情节是不能胡编乱造的,真中夹假,以假乱真,客观上将产生歪曲历史事件真相和误人子弟的消极影响。”

 

上海市档案馆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对谢晋元遇刺的情况作了说明,这份法文史料是法国驻沪领事馆警务处1941年5月3日的情报:

 

拘禁中新加坡路扣留营的“孤军营”团长谢晋元上校,于4月24日上午6时,在院子里做训练的时候,被四个中国士兵杀害。

 

据悉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特派员蒋晓棠、汪程村(注:均系汪伪李士群、吴四宝的心腹),利用扣留营举行足球和体育比赛的机会,成功收买了四个士兵,每人赏金一万元。

 

在谢被害的前几个月,南京政府的政事特务多次接近谢晋元上校,对他招降,并答应他:个人50万元赏金,士兵每人一千元赏金。一旦投降南京政府,士兵可以立即获得自由,谢本人可以晋升师长,并负责训练南京政府的军队,谢上校与他的军官们拒绝了投降。

 

刺杀谢晋元的四个士兵,都不是88师老兵,他们是在“八一三”战事之中先后补充进来的。谢晋元虽“竭尽心血,对内对外之艰苦支持,已至力竭声嘶”,但羁留日久,军心难维,几年间密谋暴动的有之,寻机逃跑的有之,还有个别官长忘记军人职责,“不负责任,高卧床上,醉生梦死”。

 

1940年岁末,时局极难,他常被噩梦所扰, “夜眠仅四小时即醒”、“又失睡,不知何故也”……对于个别士兵的顽劣习性,他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责罚愈重,“官兵不知振作,任何事均作无所谓态度。思想不纯正,做工不用脑筋,常常做坏,此种人即无所取其长。”

 

1941年3月起,因原料价格波动频繁,工业组若不精心运营,不盈反亏,营内经济必然崩溃,谢晋元只得亲自管理工业组,“杂务一多,心气不宁,听不惯,看不惯,不免有所暴躁,致性情又反常……”

 

他的翻译郑侠飞曾经提醒他,“现在处境不好,对官兵不能太严,否则可能有变。”谢晋元给官兵训话时道出立场,“余在此为最高长官,好也是余一人,坏也是余一人,余为代表中华民国革命军人人格之一人。官长处罚士兵,并无仇恨可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余若丧心病狂,对汝等一切不管,这才是国家罪人。”

 

早在1939年8月,得悉日军意欲以武力劫持自己到虹口日军司令部迫使自己屈节投降,谢晋元便写好了遗书,担心老父老母妻儿惊恐,这封遗书一直没有寄出。一个月后,孤军营因纪念“九一八”沦陷八周年,与租界白俄雇佣兵发生冲突,一位战士当场被枪击牺牲,谢晋元看得形势,在遗书后附上了一段宽慰之语就果断发出了。

 

“如敌劫夺之日,即男成仁之时。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他在遗书中恳求双亲切勿悲伤,“男之子女渐长,必使其入学。除教育费得请政府补助外,(双亲)大人以下应宜刻苦自励,不轻受人分毫。”“抗战虽久,我民必胜”是他坚定的信念,他在遗嘱外附上的留言里,提醒家人“抗战期间,家乡必无虑,绝不可轻易搬动。”

 

谢晋元去世后,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军衔,蒋介石拨款五万元特恤金,并承诺“所遗子女,由国家抚养”。“我们当时就是哭,看报纸哭,不看报纸也哭,现在我想到团长去世我还想哭……”2005年,91岁的抗战老兵杨养正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一说到这里就哽咽了,“上海市民每天几千人自发来我们孤军营,瞻仰遗容,送别团长。”

 

凌维诚女士在蕉岭闻知噩耗,“几天不吃不喝”,望着谢晋元的七旬老父(谢晋元母亲已于1940年春天因病辞世)、嗷嗷待哺的儿女,哀叹“真是死者易而生者难也”。“子女由国家抚养”最终并未兑现,身量瘦小的她扛起责任,并恪守先夫的叮嘱,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带着四个孩子返回上海。

 

“那些年怎么过来,我真是不知道”,晚年时,她与谢继民谈及艰难过往,每每如此感叹。

 

纪念

 

“巧英吾妻爱鉴: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淞沪参战,特修寸笺以慰远念……为国当不能顾家也。老亲之慰奉,儿女之教养,家务一切之措施,劳卿担负全责,庶免旅人之分心也。”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序厅中央是一封巨幅家书,这封信是谢晋元在淞沪会战打响前寄给凌维诚的。

 

纪念馆位于四行仓库西侧,总面积四千多平方米,于2015年8月13日淞沪会战78周年纪念日落成开馆。被称为“弹孔墙”的西墙虽然矗立在馆外,却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件“馆陈”。全程参与四行仓库纪念馆筹建的静安区文旅局调研员张众将它比作以色列的哭墙,“它是这个纪念馆最大的展品,是淞沪会战特别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记忆和见证。抗日战争的遗迹真正留下来的很少,类似四行仓库这样的战争原址、西墙这样的‘原墙’就更显得珍贵。”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资深总建筑师唐玉恩2014年夏天牵头负责设计工作时已经70岁了,“他们说我在陈述方案时‘慷慨激昂’。”

 

从设计之初,团队就希望能够准确复原西墙上的炮弹洞口,但由于四行仓库一直在被使用,墙面也曾被一层层粉刷,“平常建筑的墙面大概3公分左右厚,它的有6公分。”

 

洞口的准确位置确认极有难度,依照“尊重历史,复原真实”的原则,唐玉恩坚持若不能找到确切的洞口位置,宁可将西墙恢复为1935年建成时的一片白墙,“但心里始终希望能够找到洞口,用了各种方法技术,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太好的消息。”

 

直到有一天,在仓库五楼的内侧,层层剥除局部粉刷后,确认了一个战后封堵的洞口。洞口是用青砖堵上的,而仓库原来使用的英国进口的大红砖,清晰可辨,确认无疑。

 

“天意吧,成全我们将长6米的西墙恢复为苏州河边的一座卧碑!人们哪怕不进纪念馆,看到这面墙,也会感到触动和震撼。”唐玉恩主导过上海历史博物馆、和平饭店等许多重要历史建筑的修缮改造,至今还在工作,四行仓库这个项目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只是一个中型项目。“但它很重要,”她至今还在收集关于淞沪会战、四行仓库保卫战及孤军的剪报资料,赞叹谢晋元在孤军营中“军容整齐、绝无败相”,四行仓库纪念馆能够留存历史,并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令她备感欣慰。

 

纪念馆馆长马幼炯和谢继民、张众等人一同参与了筹建,最近他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谢继民的口述历史整理,“已经录了两次音,等谢老忙过这段,还要再约时间谈。”

 

2005年杨养正曾被媒体称为最后一位幸存的“八百壮士”,但当时还有郭兴发、王文川两位老兵在世。至2009年岁末,这两位老人先后离世,祖籍湖北随州的杨养正成为最后的“孤军”。2010年12月,杨老也走了,享年96岁。

 

“孤军一生非常坎坷,他们几位能够享这样大的寿数,是不容易的。”谢继民10岁回到上海后,就与孤军一起生活,“开始十几个,后来五六十个,到了1953年左右,有一百多位孤军聚到一起,就在孤军营附近生活。”

 

“谢老师长期跟孤军老兵一起生活,他的很多材料都是一手的, ”馆长马幼炯想要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留存这些宝贵史料。

 

“我那时不知道什么口述历史,就是跟他们聊天,”84岁的谢继民思维缜密、表达流利,他指指我的录音笔,“要是我那时有这个,我也给他们录音,整理出材料,叫他们摁手印儿。”

 

从老兵口中,他得知父亲去世之后,孤军生活更为艰难困苦,1941年12月底,日军封锁并接管了孤军营,“因为孤军不肯叛变做‘伪和平军’,他们被关押做苦役,后来又被打散到各处。”

 

其中50名孤军在1942年末被送到新几内亚做苦工,“他们那一批从南京监狱抽去的一千战俘和平民,1946年2月只有333人幸存回国,孤军回来了34个。”

 

从新几内亚回来的孤军连长唐棣,后来和其他老兵一直随同谢继民母子生活,家住胶州路的李春林排长也是凌维诚的得力帮手,“唐连长和李排长他们跟我母亲商量,在原来孤军营的那片空地,搭些草棚、竹棚,给从苏北逃到上海的难民住,按地方大小一斗米、两斗米这样收租金,当时钱不值钱,就是收米。”

 

租金一部分用作凌维诚四个孩子的读书生活费,大部分就用来给孤军老兵发生活费,谢继民记得每个月老兵们都会来家里,“他们说来‘看夫人’,实际上就是来领生活补贴。”

 

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时,上海市政府发过一则文件编号为“秘四字第589号”的指令,“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幢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该遗族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凌维诚女士熬过了艰难岁月,晚年平静幸福,1991年病逝,享年84岁。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孙女谢骏、孙子谢伟身上,“我妈妈待他们,完全是溺爱,还讲我跟我爱人对小孩这样那样不好,说我们是后爹后妈。”谢继民说自己姐弟几个小的时候,母亲总是在忙,“我们不大见得到她,饭在锅里,饿了自己吃就是了。”他很欣慰一生劳苦的母亲在晚年可以通过“溺爱”孙辈得到情感的释放和满足。

 

2015年,谢继民和爱人吴国翠作为抗战英烈的后代代表,参加了盛大的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全国共有六十多位抗战英烈后代参加阅兵,我们11个人一辆车,通过天安门。我父亲他们为国家所做的,得到了认可和纪念,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在四行仓库和孤军营中尽责所做的一切,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谢老,您有什么遗憾吗?”

 

“如果说有的话,就是解放后回到上海,应该找到当时整理、选编我父亲日记的朱雯教授,要到父亲日记的原件。”

 

“爸爸不要遗憾了,”谢骏给父亲茶杯里续上热水,谢继民说奶奶生前最疼爱这个孙女,“奶奶不是常说,跟许多无名牺牲者相比,我们家已经非常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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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1期 总第649期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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