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丨王庆松 作品能做社会插图,比进美术馆更重要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邓郁 日期: 2020-08-07

“到一定时候,如果你比他们西方牛×摄影家还牛×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相信你,有的还会堵你。其实想想,我们当初学西方可能就是学了皮毛,甚至误读了西方。过了很久会反思,和自己的基底发生碰撞。而今天的年轻一代早早地出去,学到的可能都是西方精华。但学完恐怕也会茫然。所以呢,下一步要怎么办?”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卢琳绵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仿佛是在袒露的大地上,扭扭歪歪地生出了许多并非笔直的细烟囱,分不出哪里是烟囱柱,也分不出哪里是冒出来的烟,只知道立体感是有的。走近点看,好像一蓬稀稀拉拉的杂草,每根都歪向天际,但绝不耷拉。

等你再凑近唐人(画廊)墙上这张8.3米×6.4米的蓝底“大头照”,哦,原来真是头发耶。

照片上的男人脸黑黝黝地泛着油光,如同健身参赛者把桐油集中抹在了此处。眼里血丝暗生,仿佛有忧伤的泪光凝结。超大尺寸,深色西装和白衬衣、红领带营造的庄严,生生被怪诞发型冲去了大半。谁见谁想笑。再一看,每个“艺考生”都要画这么个趣人——现场和原作征集到的素描也果真无奇不有。艺术家主导的戏谑被他无意选择的画者和观者,心照不宣地“合谋”了。

指向艺考和大一统艺术教育模式的表层意图,似乎再明显不过。但这只是创作者的表达点之一。别的,尽在不言中。

“烟囱发丝”的主人王庆松,圈内公认中国观念摄影领头人物——尽管他“打死”不接受这个标签。20年来,精心搭建的大场景,大画幅与高清晰度,民间俗世感的模特和戏剧化的摆拍,照片贴合社会现实的“似假还真”,构成其作品的重要标识。

他的照片特别适合在展厅观看:要么是《老栗夜宴图》《临时病房》这样,如铺展的画卷或定格的某帧电影画面,身份不明的模特,套上“不合时宜”的服装和怪异的妆容,演绎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或者像《跟我学》《问它》这类,把不同时空的海量信息浓缩在同一个框里。看照片如同玩“找东西”游戏,一个熟悉的LOGO、一捆假发或露出的假牙、握在手里的书、瓦砾堆里的小物件,都像是挑战眼力,挑出和揣测艺术家预埋的“线头”。

他本人也时常化作农民、工人、教师、病人、广告涂写工、流浪汉或者身份不明者,悄然隐藏于照片里。王庆松因此集“导演”、演员和窥探者于一身。

那些模特、道具,照片中与镜头外的王庆松,一起帮助他完成了内心赋予自我的使命:记录下时代的光怪陆离,荒诞与痛楚,人性的磨蚀。他最大的希望,是作品未来能成为(报纸杂志上的)社会插图,“这比进美术馆对我来说更重要。”

 

直白与艳俗

走进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一空间大厅的素描个人照与小厅里《摄影节》中的当代摄影生态,互为呼应;二空间里,最新作品《问它》矗立在中央如一座丰碑,“记录”的却是最代表当下生活的商品品牌,对面则是承载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两侧墙上,觥筹交错的“夜宴”与伤痕累累的“临时病房”,“新女性”的造作浮夸与追寻时尚的“快乐健身”,两两相望。

策展人崔灿灿认为,王庆松的摄影并非停留在记录的功能上,它将疑问、批判和反讽置于那些似是而非的真实场景中。“他拍的是中国意象,其实是把一个孤立的瞬间无限地外延堆叠成了历史。”

《问它》背面,两张并置的“千手观音照”惹来两位学生模样观众的窃窃私语。

《拿来千手观音》拍于1999年,年轻的“观音”端坐在可口可乐桶和一堆彩纸上,“千手”握着美金、光碟、大哥大手机、金元宝和胶卷,指着一瓶国产啤酒;《送往千手观音》摄于20年后,“老观音”握着猪肉棒骨、骷髅架,大哥大换成了智能手机,胶卷变成了数码相机。图中心手里的酒瓶也变了。

《 拿来千手观音》 系列之一 C-print 180cm×110cm,1999

《 送往牵手观音》 C-print 180cm×130cm,2019

“从燕京啤酒到拉菲,质的飞跃呀!”

“这酒瓶是不是真的?”两人打开网购平台,好奇地查找瓶子是不是来自卖仿制高档酒酒瓶的卖家。

实际上,大虾、棒骨都是助理在拍摄前一天去菜市场买的,“特地挑的最大的虾。”拉菲也是真的,还是他出生的年份——好友知道他要拍片后慷慨相赠。

学生观众看了一眼照片拍摄年份,问他的同伴:“1999年——中国加入WTO了吗?”接着说,“一张叫《拿来》,一张叫《送往》,我感觉我很容易明白他想说什么耶。”

过于直白,庸俗化,是部分观者对王庆松作品的第一印象。而他很早就说过,“千万别想太深,你所理解的就是你所看到的”。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搞艺术,“比起对艺术形式的关注,我更关心的是现实本身,因为它影响了我们,只是我们都无动于衷。”

1993年他刚到北京时,“邓小平南巡”刚过,身边的世界立马变了模样:挂面从5毛钱迅速涨到7毛、9毛、1块1;村子里的农民开始腾腾地盖房,土坯、红砖抹上灰,隔成几个小间,加上几张预制板便能招租;公用电话和小吃店眼见着扎起堆;出租车驾驶室清一色地挂起领袖形象挂饰,革命歌曲被流行包装后由甜腻的女声温柔传送;“土豪”一词未出,意思相同的暴发户已噼里啪啦地自在生长。

他看不太透,只觉得不对劲。那时期画过许多油画,要么是人体缠斗纠打,要么是“被塑料布包裹的人”。到了1994年,一笔也画不出来。和杨卫、刘铮、祁志龙、胡向东几个哥们儿天天聊,聊出了一批被栗宪庭命名为“艳俗艺术”的作品:萝卜白菜花朵的主题,大红大绿的色彩,陶瓷杯、丝绒布上涂抹,或者再加点照片拼贴。

“好俗气”。圈内圈外的看客都这么说。他几乎从不反驳。那时候杂志、挂历走的就是花里胡哨风,他不过是以艳讽艳——也是与当时流行的政治波普的一种区隔。

不多久,小团体解散。对“艳俗”的直接描绘,慢慢显影,到最终扬弃,那是后话。1996年起,王庆松确认了摄影这个在他看来更“有力”的表达工具。

 

东·西,得·失

东西方从物质到文化的互相打量、效仿、冲撞,再到交融与拉锯,是王庆松长久关注的母题。

在他早期作品里,某些全球化品牌要么被国人膜拜;要么被当成要攻克的目标,纵使伤痕累累也要上去一搏。戏谑、不屑,“被践踏”的耻辱感,呼之欲出。

1997年第一次出国,本是去英国做规划。英文全然不会,只有去吃麦当劳。进去以后发现,穿着下水道管道工制服的几个顾客也进了门。工人身上很脏,吃得开怀,他们丝毫不以为意。王庆松惊得大跌眼镜。

他忘不了三年前第一次在北京吃麦当劳是朋友请客,两百多块的巨款,吃了四个多小时。“那大概是全中国最早开张的麦当劳,在王府井大街有两层楼,第一天就有4万人去吃。”他想当然地把麦当劳当成豪华西餐的代名词。

有了国外的见闻,王庆松好像嗅出点什么。有人在洋快餐店开party过生日,欢快的麦当劳背景乐,在他耳朵里只觉好笑。第一次尝可口可乐,他觉得像咽下一股马尿;到后来喝成了习惯,每天得喝一大桶;再往后,牙齿都有点松动了。更不用说那些直逼眼球的巨幅广告,裹着洋名兜售的楼盘……他把这些统统归结为“虚假的现代性”。

在《大摆战场》中,他用水墨、广告笔和大字报般的写法,布置出混乱的“广告战”场景;在《罗曼蒂克》里,他打造出一个雾气弥漫、鲜花烂漫的森林乐园,模特裸身如名画中的天使或贵妇,但表情动作笨拙木讷,有种被“嫁接组合”的荒诞尴尬。

来看展览的95后初看到王庆松的照片,听说过麦当劳的往事,吃惊地问,“会不会反应过度,太把人家(西方物质世界)当假想敌呀?”

这和他作品里的集体主义美学正好互为一体两面。王庆松不否认身上抹不掉的代际印痕。

“我每10年会去一次毛主席纪念堂,不是作为崇拜对象,就是一种习惯。虽然经历了太多的黑白颠倒、是非混乱,但你成长的记忆无法抹去。”就像《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别人如同80年代的号角,或者听不惯的过时之音;对于彼时刚刚失去父亲的王庆松,则像从谷底将他一把拉回的那股气。

《在希望的田野上》 C-print 180cm×300cm,2020

时移世易。几年后,《又一次战争》里那个缠着绷带去攻陷高地的指挥官,对“敌方”爱恨交织。到2020年上半年完成的《问它》,同样是绘满世界500强LOGO,早年的质疑和反对,转为了平心静气的提问。躲在问号圆点里的思想者王庆松,神态也不复往日的愁靡或义愤。

“西方消费文化真的改变了很多,破坏传统的痕迹很重,但我们似乎又离不开它。你看这次疫情一搞,选择少,大家首选的还是那些知名快餐店”。站在《问它》广告画板前,他有所感叹。

说到表象“粗俗”的《千手观音》,细看那些伸向空中的手,和乱钢筋堆里的圣人像、烟盒,镜子里的人脸,蕴含了更多的分裂、洗礼、阉割与杂交。

“很难去定论,那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商业化的得利者,不可能完全与外界隔离。你看他丢(到地上)的也正是他拿的。他获得的,又纷纷扔回了垃圾场。”

身处当代艺术界这个世界大江湖,他的感受也如出一辙。

他遇到过懂得和喜爱自己作品的西方策展人,譬如阿尔勒摄影节的艺术总监弗朗索瓦。“西方有一些策划人也希望能有好的作品来抵制西方中心主义,他们会在其他地方去找出一些生猛的、不一样的东西。”

但他逐渐感觉到,随着自己在国际摄影节获奖,来自西方的“敌意”也在滋生。“你很弱的时候,他愿意扶你一把。到一定时候,如果你比他们西方牛×摄影家还牛×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相信你,有的还会堵你。其实想想,我们当初学西方可能就是学了皮毛,甚至误读了西方。过了很久会反思,和自己的基底发生碰撞。而今天的年轻一代早早地出去,学到的可能都是西方精华。但学完恐怕也会茫然。所以呢,下一步要怎么办?”

 

改变命运的照片

对传统运用得最恰到好处、口碑最盛的,要数他2000年拍摄的《老栗夜宴图》。这张差点夭折的片子,也成了王庆松半生命运的拐点。

《老栗夜宴图》 ( 局部) C-print 30cm×240cm,2000

照片模仿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五幕场景拼成一张长卷。只是琵琶换成了吉他;韩熙载的洗手,换成了栗宪庭的洗脚——并未真洗。袜子还套在老栗脚上。

在王庆松看来,世纪之交,经济蒸蒸日上,个人财富激增,传统凋敝而新鲜事物层出。知识分子的纠结顾虑,和南唐时韩熙载那种左右不安的心理殊为相近。“时代到底是在变好还是变坏?你的抱负是在哪里?你到底要对社会产生一些什么?”

他原本想找朋友老郭(伊灵)来扮韩熙载,但觉得老郭有点匪气,又想过找肖丰,但肖丰胡子感觉不对。栗宪庭自荐:要不我来?

“好啊。”王庆松欣然,但并未透露拍摄计划——怕老栗反对。

原作里雅致灵动的仕女歌姬,到王庆松这里成了腰腿肥硕的一群女人:身上绷着绒球紧身背心和斑点丝袜裤,手持玫红羽毛扇,脚蹬大红拖鞋,红黄蓝绿的头发像彩色鸡冠鸭毛一样艳丽。眼神更是一水儿的——呆。

因为头天晚上有朋友过生日,整宿没睡觉,到达拍摄场地,老栗有点晕头。不料正符合王庆松想要的那种“愁容”和疲惫感。

待看到这群模特,毫无心理准备的栗宪庭更有点懵,暗自问王庆松,“从哪找来的?那么寒碜?”王庆松解释说这就是模特,他思忖了一下,看了看“组合”起来的效果,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洗脚的改动也很好。因为洗手会把后面的人都挡住。老栗一洗脚,前面的人就蹲下了,问题就解决了。”王庆松甚是满意。

结束前一个小时才发现,闹出“摄影师装反底片”的乌龙。王庆松看到成片,还是定了心。

过几日,他在冲洗照片,有几个画画的朋友叫他赴饭局。“他们说,嗨,赶紧来吃饭,有什么好拍的呀。结果饭桌上打开胶卷,感觉到他们脸上有种很明显(的表情)——我靠,这傻×成了!他们突然看到有那么长的片子拉出来,那么大的场面,老栗又出场,那意思说至少(王庆松)这家伙已经往前走了一步。后来看到的很多老外也很吃惊,因为他们头一次看到中国有人利用散点透视拍摄。至于背景,他们并不明白。”

2002年平遥国际摄影节,王庆松虽然没有获奖,但前去观展的其他摄影节负责人都以个人方式找到他。2008年伦敦佳士得秋拍中,他的作品《跟我学》以589.6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中国单幅摄影作品最贵”这个名号从此如影相随。

 

痛感

到今天,王庆松拍摄的大画幅照片一共才99张,平均一年不超过5件作品。每每要先构思文本,再画出草图,设计几个到几百个人物的姿势、位置、衣着,

接着寻找场地,搭建舞台,准备道具,每一道工序都在不断做加法。

直到现场开拍,调度,“减法”开始。相机高度、构图,由他拿照相机卡死。他一般不告诉模特导演是谁,要实现什么想法——免得越来越“行活”的模特中途闹涨价,吃不消。若真有状况便撤人、撤装置,力保拍摄不泡汤。每幅作品顶多按两到四下快门。底片扫描打印,基本都在1000MB以上。“我的摄影要反映商业时代的广告(问题),最起码质感不能比它差。”

和通常的新闻摄影系列不同,王庆松要做的是把变迁与冲突集中在单件摄影里呈现。“传统摄影中可能拍二十到三十年,而我会分析这二三十年是怎样的,查大量的资料,用一张片子把真实性反映出来。”

《跟我学》曾是198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视节目,从上到下拥抱西方、学习英语的风潮可见一斑。王庆松的同名照片出炉源于一次无心的“斗狠”。

跟我学,C-print,120 × 300 cm,2003

“我有个朋友那时候天天拍,每到周末就出片子,费老多钱。我说我拍个简单的,肯定比你还便宜,但不会比你差。”王庆松噌地搭起一块4米高、8米长的石膏板,拿墨汁把板子涂黑,用3块钱的彩色粉笔“唰唰”开写。但那满黑板的英语语录是他花了好几年记在小本上的结果——从非典、世博会、双年展之类的时事,到跨越几十年的生活点滴。他和学生说,“如果你没钱,就花时间吧。时间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成本。”

拍《跟他学》,照片里满满当当的书籍全是从废品站买来,二十多吨,一本一本带着灰尘从卡车上卸下来、放上书架。他还用喷雾器装上水或者米汤,喷在书上。“当时是夏天,书就比较容易长霉。这样能显出片子里的那种陈旧,还有房间里那个老头(王庆松饰)的古板。读了万卷书,不知知识到底是什么,读它们又是为了什么?”

新冠疫情这半年,他用了4个月描绘《问它》当中的数百张企业和机构广告。坐在布沙发上,一待就是10个小时,每天至少要完成3张。画时,两腿呈“八”字撇开,身子斜趴在桌前。一天下来,手抖,背酸。

《 问它》 C-print 280cm×180cm,2020

拿英国泰特美术馆海报为例。字母由若干个小圆圈构成。他每一个都精心地勾出线条,描形,涂上颜料,有的地方还要再勾边。等贴到七八米高的木板上,几乎看不出来,一个细画的圆点和直接“啪”地盖上去的有何分别。

“没请助手?”

他笑笑。“疫情期间,哪里找人?唯一的助理得忙着查资料、打印LOGO,还有其他的活儿。再说了,这事儿,就得自己来。”

王庆松手绘广告LOGO 图/受访者提供

 

从2004年的《大摆战场》开始,凡涉及到手绘,他必亲力亲为。

“我一直说我做片子像压缩饼干。如果作品都靠团队或者钱财堆积出来,只会跟艺术家越来越脱离。而且我相信我画的时候,会有另一个眼睛在看着。为什么我们看很多大片没感觉了?因为可能一拳打过去,他飞上天几十米高掉下来还是活的。它很刺激,但也没有了痛感,我们还是希望像《少林寺》那种,‘咣’打得流了血这种。”

他极少做后期处理。这些年,最主要的图片后期便是洗印前降低30%到50%的饱和度。虽然艳丽的色彩和欲望仍在,但多了一分灰暗与伤感。

2008年,王庆松拍摄了三部短片。拍《大厦》,在京郊昌平的农村里,他指挥工人搭建了一座直径50 米、高38米的脚手架结构“大厦”,视频记录了这个空架子的奠基、搭建、完成和庆祝的过程。在《平安夜》的旋律里,一簇簇烟花盛放在“楼顶”。《123456刀》里,身穿病号服的神秘人把一只死羊扔在砧板上,在一盏孤灯下,用10小时将羊肢解成粉末。《铁人》里,身穿海魂衫的男人被无数来自不同方向的重拳打击,躲闪,血流满面(妆容效果)。直至牙齿头发打得脱落,仍然笑对对手。

在崔灿灿看来,这些作品里透出来的空寂、压抑与惶恐,传达出当下所有人的共同困境。“要说变化,不论是题材选择还是价值指向,老王都比从前要更模糊了。当年《在希望的田野上》给过他鼓舞,但今天很多人失去了坐标,未来的希望在哪里?这个启示谁也给不了。现实让他突然意识到,再也不可能像20年前做出一个简单的回应了,单纯依靠摄影可能也不够充分地表达。”

王庆松拍摄《 问它》 图/受访者提供

 

永远的外乡人

采访那天还在布展。王庆松支楞着人字拖,一条暗色调的迷彩裤,与“艺术新贵”的称谓不搭界。

看着《送往千手观音》里的自己,他自嘲,“油腻多了。比从前长了40斤。你看(举手那样),直接从虾变成螃蟹了,吼吼。”

但他引以为豪的是,周边多少人,比他身强力壮,手腕都掰不过他。

“真把式”来自早年的钻井生涯。

生在大庆,后来随在江汉油田工作的父亲回到老家。高中毕业后,他顶了父亲的职,在钻井队一干就是七年。

12个人一班,每天就是不停地打井、换钻杆、修理。从早上4点到下午4点,连干12个小时,眼睛要死盯着。

并没有“磨炼意志”的感人故事,烙印更深的反而是“事故恐惧后遗症”:忘不了有工友提钻杆时不小心弄错离合器,被脱钩的铁疙瘩(吊环)横扫致死;还有人焊东西时碰到水,手被打得发颤。他从此下雨天碰到电线杆必定绕开。

后来父母都转到了江汉石油学院。父亲在服务公司维修花圃,母亲给教室桌椅刷漆。莫名地,他对画画有了兴趣,踉踉跄跄读了川美。

1993年,怀揣着1200块,王庆松坐汽车来到北京。北漂新人用硬壳本连写了三篇“北上之路”日记,想大干一场。“三篇之后就没有了。傻吧。”老王自嘲那会儿的“小王”。

在圆明园过冬,他图便宜花20块买了400斤大白菜,吃到恶心。床头屋漏,雨脚如麻,也只能顶着呼呼作响的屋顶,哆嗦度日。再后来,香山,东坝河,宋庄,居无定所,最多时一年搬了5次家。“只要有人出价高,房东就把我们赶出来。有时一不留神,你东西就被偷了,村民对我们并不算友好。”

有一年过年,他特想去老栗(栗宪庭)家坐坐。“看着15块钱一箱的桔子,我就想买还是不买,身上也就几十块钱,算了,就不去了。”

等他后来真进了老栗家的门,老栗指着自家的沙发跟他说,这沙发当年罗中立、王广义,后来方力钧全都睡过。“我听了老激动了,未来我也想成为他们这样的一个人,但那时候啥都没有。老栗说,你要没钱了就来我这儿吃饭,吃碗面,都可以,没关系。”

但老大哥也不能做永远的依靠。

拍《老栗夜宴图》那阵儿,有一天他拎着蛇皮袋,正把道具集中,要开拍了,被警察拦住。

“我说我是美院老师,住的地方走路20米就能到。他说,就你,美院老师?一听我的外地口音,就把我推到中巴车里。里头人塞得满满的,后座全拆了。我是最后一个蹲的。他跟我说要去昌平。明天早上让你们翻沙子,等你们挣到路费以后,再放回去。但现在谁掏200块钱,谁就下车。我一听立马说我有钱,就从屁股兜里拿了200块钱给他,他说你赶快滚!”

从那以后,王庆松单独出门,心里都有点不太平静。

“所以我就剃了这么个头。”王庆松指着自己“乱草飘摇”的脑袋。“他看你头发成这样,以为是一种病态,以为你得了癌症或者什么重病,就不会多问了吧?”

这招儿,居然还真奏效了。被拦住盘问的几率大大降低。

“我们看到他那头型,都哈哈乐。唯一一款,独此一家啊。”多年好友、行为艺术家何云昌笑笑,停了停。“刚认识庆松那会儿,我们都是很自负、很有干劲的人,心里想着,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就这么简单,地球在我们脚下……再看他这头发,艺术家的智慧和无奈在此,社会的不靠谱也在此呀。”

经过这种“洗礼”,王庆松更坚定了刚来北京时立下的“匍匐前进”原则:“因为你初来乍到,谁都不认识,所以你一定要往前走,不走就没有任何机会。但是你要趴着,匍匐前进。千万别冒头。”

2007年,他在草场地租下400平米的工作室,租期一签就是20年。那笔钱当时在望京可以买个大house。但工作室固定下来,不再朝不保夕。他因此觉得自己到底还算幸运。但他还是发现,生活里充满变数,一个很小的因素就可能颠覆掉你对自己的预判。

由此滋生的谨小慎微与焦虑,如同额上的皱纹,挥之不去。

《 过去、现在和将来》 C-print 175cm × (291cm+281cm+291cm ),三联,2001

 

宿命

拍完每部作品,团队都想聚个餐,热闹一下。王庆松多半会抽个烟,安静一会儿,能瘫倒睡下最好。前期的紧绷和亢奋一旦松掉,透支感便猛地袭来。大约与年岁有关,身上的宿命感也愈加强烈。

他时常想起父亲、母亲、弟弟,三个人走得都不是那么安详,不在预料中。

小时候,他从来没有喊过一声爸——觉得父亲嫌弃他又黑又丑。当爹的从钻井下夜班回来,看见迎面走来的儿子,只背过身去当没看见。“他老说你完了,这孩子将来长大肯定没出息。”

长到14岁,他一身硬刺,横冲直撞。父亲气得狠揍了他一顿后便出门。再回来,只有一具因公出差车祸的身体,阴阳两隔。王庆松的少年心气,也戛然而止。

“父亲火化时,殡仪馆工作人员拿火钳之类的工具去捅火化炉。都烧成半个骨架了,突然就看见我爸‘哐’地一下坐起来,我魂都快丢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情绪不好,有一次训他。大半夜,他跑到荆州的护城河,河水没到胸口,忽然听到青蛙“呱呱”的叫声,他一下回过神来。

拍《老栗夜宴图》时,生活潦倒,创作也面临瓶颈。他拿着母亲去世的抚恤金、最后几个月的工资,打算孤注一掷。直到胶片拍到最后一张卡壳,抽不出来,才发现底片装反了。“但好歹算拍完了。我觉得冥冥之中就因为是抚恤金(起作用)。因为逝者的钱是拿不走的,如果真的是装反了,肯定就废掉了。”

母亲的死让那个终日漂泊的王庆松终于沉了下来。他娶妻,生子,不再流离。

但很奇怪,他从来没梦到过父亲母亲。“我老想做梦,想梦到他们对我有什么交待。但你可以梦到任何东西,偏就梦不到他们。是他们生我气了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

何云昌说,王庆松为人宽厚,把家人看得很重。“所以他会纠结这些。不过强悍的艺术家最终还是会超脱出来,实现从私我到艺术创作者的角色转换。”

王庆松超脱了吗?他醉心但丁的《神曲》,天堂与地狱是何模样?他一直希望以此为题拍摄,却始终机缘不到。他说过,“人只要活着,就会受苦,每个人都无法豁免。社会的变化都是表皮,真正内心的东西很难去表达,但其实它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常常觉得,你最早创作艺术的一刹那,就是你将来离开人世最喜欢的一刹那,那种对生命的感觉。”

“总有一天,我会把《神曲》拍出来。”说着,他掐灭手中的烟。

 

(参考资料:《包裹在艳俗糖衣下的忧世情怀:王庆松》《王庆松:其实灿烂都是徒有其表的》,感谢十一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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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28期 总第646期
出版时间:2020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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