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丨洪水围的村与人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孟依依 日期: 2020-08-07

水位逐渐下降后,人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打扫房屋,清洗家具。但7月19日,南风又刮得特别厉害,桥中央的竹筒发出呜呜声,很快下起暴雨来,退水后露出一楼地面的房子重新被水淹没

本刊记者  孟依依  发自江西鄱阳  

实习记者  陈媛媛   

编辑  黄剑  hj1888@hotmail.com

头图:油墩街镇,西河东联圩浸水的村庄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人抱团,使人产生对仅有的确定之物的依赖,这些确定之物包括土地、房屋、家庭成员乃至饲养的家禽。洪水来临的时候这种依赖性愈发显现,似乎只要这些事物不被冲垮,人就有活下去的力气。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洪水什么时候会来。

5月是西河丰水期。在此之前,东岸的人们可以走过一座矮小的木桥,到荻溪村购买食材、家具或者维修机器;在此之后,木桥淹没,人们乘船往来。直到三十多年前,人们在这里造了一座高大的石桥,但石桥如今也成了危桥,几处栏杆断裂,被人用竹子绑住固定。

夜晚,石桥上坐着一个巡河的人,一边听收音机,一边观望河水涨落。他55岁,印象中西河原先水运发达,一天往来几十艘船只,载着木材、泥沙从安徽驶来。慢慢地,这样的景象几乎不可见了。

这条河是江西省鄱阳县四大水系之一,自安徽流入鄱阳湖,到八九月会进入枯水期,河床仅剩下不足脚踝深的水。

每年多少都有洪涝威胁,所以西河两岸各有一道圩堤。西岸的崇复圩较小,大概两层楼高,圩堤上建造了许多民居、商铺,成为荻溪村的主干道;东岸的东联圩较大,接近三层楼高,民居全部退于圩堤之后,仅作为一道屏障。

正常或偏湿年份,鄱阳湖流域容纳水量能力在6月达到饱和,若6至7月降水量超出正常年份,则洪涝发生,比如今年。

暴雨是从6月开始的,一个月后,7月5日1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达到19.01米,超过警戒水位,并且仍在不断上涨。

7月8日早晨,西河崇复圩内长丰村的余时发起床,看到鱼塘闸口的水一晚上淹没了十级阶梯,他立马决定动手搬东西。

余时发是这一带的承包大户,有180亩农田。他很快把一百三十多包肥料搬上车,往北开500米,上圩堤,在地势较高处停下。圩堤的地势低处已经出现漫水,他又立即加入保圩队伍。没多久,他意识到圩堤低处已经保不住了,于是一路小跑回家,把一辆摩托车开到圩堤较高处,再跑回去开电瓶车、三轮车,最后一趟,车怎么也发动不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隔壁长丰村在外务工的余春华,两天前回家参加亲戚葬礼,买了当天离开鄱阳的车票。中午12点刚过,水已经漫过圩堤,为免被洪水阻断交通,他和堂兄弟匆匆坐车离开村子。

水漫到了街上,“我妈妈就说收拾东西带小孩走,我就开始慌慌张张收拾,最后东西都没拿齐全,大概拣了小孩子的衣服。“张伟说,她耐心又温和,有两个孩子,一家人在荻溪村街上开了一间蔬菜批发市场,“有点逃荒的感觉。”

街上废品回收站主人黄紫益在拼命打电话。他和邻居看到水泥地面上破开一个窟窿,水喷涌出来。他想喊人来把自家车开走,但没来得及,邻居的车棚倒了,很快,房子也被冲倒,圩堤上出现破口。他又朝着屋子喊妻子、女儿和母亲,四个人什么也没带,连借来买机器的5万块钱也没来得及拿,就往对岸跑。刚跑出屋子,他9岁的女儿黄芯琪看到小狗球球还在二楼,呼了好些遍“球球”。“它不想离开家。” 黄芯琪说。

人群穿过石桥,跑到了对面的圩堤上。堤上站满了人,有的是从西岸逃过来的,有的是从东岸赶上来的。在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到黄紫益的房子开始倒塌,好像跌了一跤,摔进水里,然后洪水从缺口处猛灌进去,迅速填满圩堤内将近一万亩的土地。

 

美人

黄传声家的冷柜臭了。

这事发生在洪水来的第三天,黄传声妻子闻到屋子里有一股腐烂的味道,像夏天的厨余垃圾散发的。她家在村口开了一家菜市,味道来自家里的三台冷冻柜。停电三天,储存的鱼、鸡腿、猪肉等已经发臭,她只好把这些一股脑扔进河里。

在她附近,双喜家的超市损失将近200万;仁爱家的房子最先倒塌,家具店几十万的存货都浸泡在水里;农田、鱼塘全部被洪水淹没。

圩堤在荻溪村的破口长近80米,原先矗立的五幢房子,有四幢没入水底,还有一幢倾斜在水面上,水泥墙、巨大的玻璃窗、屋顶的热水器都完好无损,只是浸泡在水里,一动不动。

黄传声的父亲黄信心站在自家阳台上,洪水最高水位时超过阳台一米多 图/本刊记者 大食

村里人人都知道黄紫益一家,失去所有财产还背负债务。7月下旬,黄紫益接到银行的催还贷款电话,他几次解释,甚至带对方来断堤处看,希望能有一段缓冲时间,但目前仍没奏效。

张伟有时候见到黄紫益的妻子黄立妹都不知道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怕如果贸然去安慰,“好像我带着一点可怜的心情去可怜她,人最怕就是别人可怜的那种目光,是吧?如果不安慰的话,又好像不仁义。”

她很喜欢黄家的小女儿,黄芯琪长得好看,伶牙俐齿,看见人的时候总是在笑,“那女孩有一脸的倔强。”有时候她听到有人在她妈妈身边讨论房子的事情,会提出不要再讲了,然后给她妈妈讲笑话听。她说一个月前外公去世,妈妈就没有了笑脸,“看到她没有笑脸我好像也想哭一样。”

7月8日一共出现了四处破口,五个行政村的29个自然村受影响,其中将近20个村子被浸泡在水中。在这一带,许多房屋都是在近一两年建造或装修完成的。很多人年轻时在外务工,攒下积蓄,然后回家建房,建好房又要装修。黄紫益的父辈如此,他也如此,“每个人人生都有欲望,没有欲望哪有动力,是吧?”

倾斜在水面上的那座房子,一时变成了洪水中的一个标志物。不少人路过附近,会特意拐过来望一眼。有一个邻居过去一直觉得这幢房子好看,他走到那里去看,在烈日下用一种惋惜的语气讲:“是个美人啊。”

 

如果没有洪水,站在余时发家二楼平台上,能看到他承包的180亩农田、500米长的狭长鱼塘、晒谷场和一间停了五辆车的车棚。

他是个肤色黝黑、声音洪亮的农民,穿着紫色T恤、灰色五分裤和粉色凉拖。他不喝酒,也不抽烟,唯一的爱好是打牌。他每天几乎雷打不动,要跑到圩堤另一边的街上玩牌,输多赢少,但朋友也多了。

洪水后,他到景德镇的大女儿家住了一晚上,又跑回来,村里说要买船,但得先用他的船带大家出来才行。

第二天,他载着其他两位村民出发了。“1998大水是清早七八点破圩堤,到晚上12点就打平水(圩堤内水面与河面齐平),流了十几个小时。今年这个地方流了三个小时就打平水。”余时发想,照理说水流应该已经平缓,但船行至破口处,他们发现水流仍然湍急。他们撞上一根高压线,三人被掀翻落水。余时发被洪水冲出去几十米远,“我估计我今天肯定是快死了。我说管它怎么样,死了算了。”余时发说道。

他的人生哲学特别简单——什么事都是小事,“我管它怎么样,吃的喝的都管好,死了就没事了。”洪水来的那一天,村里有个63岁的男人去世了。他过去在外打工赚钱,“喝酒他从来没喝过10块钱一斤的酒,都是喝5块钱一斤的酒,抽烟从来不抽上10块钱一包的烟,都是抽四五块钱一包的烟。”余时发说,“可怜得要命。”

他也因此经常很快乐的样子,洪水淹没他所有农田和鱼塘后,只有一次,他提起保险赔偿的事情,保险公司说按照稻子的不同成熟程度来赔偿,余时发的单季稻5月才下地,可能只能赔到每亩200元的价格。

“钱不重要,命重要。”余时发说。

“那你为什么回水里来看这些东西,不搬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住?”

“守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村子上的东西,他们叫我们来帮忙的,村里面要帮忙看的。”余时发努努嘴,示意外面那片洪水浸泡的村庄。十几年前,他从农户手里一亩一亩把田承包来,到一年收成之后,一户一户上门去给他们结款。

现在白天,他开着船接送村民出入、运送物资,晚上和其他留守的村民在水面巡逻。每隔两三天,要给村前一户人家留在三楼的十几只鸡喂水。“他(邻居)把鸡背上去,被子全部湿掉了。我说,天呐,你怎么不把被子背上去呢?他把那些鸡看得重得要命。(劝)他走的时候,他说我不能走,我这个鸡不行。救援队劝了一两个小时,他儿子说,老爸,去了,这个鸡你叫叔叔给你搞行不行?我答应给他搞,他才走了。他说,你要给我那些鸡喂水哦。”余时发笑起来。

荻溪村,一位村民从淹掉的房子里面拿出两袋米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吃完晚饭,切了一个从洪水中抢救上来的西瓜,余时发把竹躺椅搬到三楼露天平台上睡觉。入伏之后,气温升高,无风,河水的气味代替了稻谷的味道,原本应该全是农田和树木的地方,只能听到稀疏的蝉鸣与蛙叫,还有鱼跃出水面又落回去的扑通声。

5点,天色大明,居民们起床,余时发驾船在村里转一圈,接上五家出行者,往岸上去了。前一天晚上布置好渔网的居民,已经打捞上来一船鱼,一条一斤多重的鳊鱼只卖10块钱。

前几天,镇上的司机汪伯通跟我说起一件事情:四天前,他载着客人到一个渡口,看到一条大鱼被人捞上来,他有生以来头一回看到这么大的鱼。

“多大?”

“有我这么大。”他把一只手举到头顶。

“什么颜色的鱼?”

“白色。”他说,“我说那是神。”

余时发切开从洪水中抢救上来的西瓜 图/李在磊

 

龙舟

洪水到来13天后,住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村民要么投靠了亲戚,要么到镇上的安置点去了。

余长江和他的岳父岳母仍然生活在水中。岳父因为中风,右边手脚都不能动,起居都由岳母照顾,如此已经五年,直到洪水来临。

每年端午节前后,西河都会举办龙舟比赛,吸引附近几十个村子的年轻人回乡,他们按照村组组成队伍,自由选择对手,自由划定赛段。余长江常年在外打工,但每年端午节定会回一趟家。划龙舟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与家人团聚。

但是,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没有举办龙舟赛。余长江回家后反而因为连降暴雨无法出门。因为请假时间长,他把在工地的工作辞了,这让他焦虑,但又不能离开村子半步——石桥上有人看守,一旦出了村子就不能再回去,他只好把在安置点的八十多岁的母亲托给侄女照顾。

村民在捞洪水冲出来的鱼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安置点在油墩街镇上的中学里,十多人住一间宿舍。在余长江看来,对于无法自理的岳父和上了年纪的岳母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去处。

对于余春华的父母来说,同样如此。

7月8日中午,余春华和堂兄弟坐车离开村子的时候,水已经漫过圩堤,如果不离开,就会被困住。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还没到车站,就得知洪水来临的消息,坐在车里万般无奈,很难说清心里滋味。

洪水到来一周后,刚离家外出打工的余春华又回了家,安置父母。他正要上船过河的时候,接到电话说,父亲被蛇咬了。因为家里没有吃的,二老划船去老房子里取一坛酸菜,父亲不幸被一条花蛇所伤,整条右臂肿得老大。余春华回到家中,带着父亲跑医院、配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父亲只能吃一些菜籽油和盐简单炒制的蔬菜。

他原本天天劝说父亲去灾民安置点,之后不再提起这事了,因为担心外面的人没有自己照料得细致。但他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出门打工和在家照顾双亲之间平衡。随着洪水到来,这重矛盾似乎也决堤了。

第二次回家三天后,他到附近张伟家的批发市场,买了冬瓜、包菜、洋葱,给父母打了两桶50斤的水,准备再次外出打工。

大多数村民都去了政府设立的安置点,小部分仍然住在村里的人,白天常常坐船到街上,坐着聊天,像雨后冒出的螺蛳一样,这里才让他们觉得放松、自在。“有些没有好的亲戚,儿子又在外面打工,不愿意去,好像去了是打扰别人,老人家嘛,什么都不方便,大便小便都不方便,他不愿意去打扰人家。你像我就在家里,不去亲戚家,对别人家不方便,宁可自己苦一点,家里自由。” 长丰村的一名村民说道。

“刚开始发洪水的时候,我带小孩走了,我也叫我爸爸妈妈走,但他们说怎么行,家还在要守着,不走,叫了好多遍。然后,我们家亲戚也都打电话叫他们走,他们都不走。”开批发市场的张伟说,她觉得父母不肯离家,是对熟悉的人际、环境的留恋。比如语言,在鄱阳湖一带,相隔仅五公里的荻溪村和油墩街镇的方言相差不少。张伟从百公里外的莲湖乡嫁到荻溪村,花了三年时间才学会当地方言,更何况年纪更大的长辈,“一辈子生活在这,都没怎么出去过。”

 

新的暴雨

7月19日下午,一辆赣E牌照的汽车驶过石桥,驶进荻溪村,在距离破口50米处停了下来,车上下来县领导一行人。他们围在一起讨论抢修方案与后续措施。

其中一位水利专家说,如果要抽干这里面的水,需要30台55千瓦的抽水机,成本高而效果差,“现在几个县都抽不了,只能修两个口子,留一个,让它自然放干。”

那之后这里会如何呢?

千亩圩堤普遍存在堤身不达标、堤基防渗能力差的问题,这样的圩堤在江西省内有将近700条。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维护和修缮千亩圩堤,在这里是一种常态。根据镇上一名干部的说法,整个油墩街镇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出务工。

即使将这一片扩大规划为万亩圩堤,获得一定的财政投入,也于事无补,因为东岸是五万亩圩堤,占用了更多资源。“同一条河流的水,就跟小孩一样的,一个5岁的小孩和一个18岁的小孩,你没法比,肯定倒这里。”县领导说。

此外,以整体搬迁来解决受灾问题,看起来也困难重重。

两天前,余春华在家时,曾表达过自己的担心——今年不像1998年,可以用迁移来解决问题。因为这几年间很多人家都建好了房子,且花了大心血,比如,他的房子造了5年,去年刚刚完成,所有的家具、装修都是赊的账,“我这辈子不可能再造第二个房子了。”

水位逐渐下降后,人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打扫房屋,有的把家具搬到水中清洗,有的划着木桶船拿水瓢舀水往墙上泥垢处泼,有的跑到地下一层铲起已经发臭的水体。

但到7月19日,南风又刮得特别厉害,桥中央的竹筒发出呜呜声。很快下起暴雨来,“十多天前就是这样的雨”,退水后露出一楼地面的房子重新被水淹没。

有一天,黄芯琪做梦梦到洪水涨到家里来,他们全家都搬到屋顶去,她、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奶奶,还有去世的爷爷都在那里。他们搭了好几个帐篷,生火煮饭。过了几天洪水退去,大家一起搬下了楼,房子稳稳立在那里,没有沉入水底。

然后她醒了。她以为自己睡在屋顶上,迷迷糊糊一阵之后才反应过来是在姨父家里。

黄紫益的女儿黄芯琪坐在溃坝上,她的家已淹没在背后的洪水底下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讲这个梦境的时候,我们正走在村里那条坑坑洼洼的主干道上,切了两片西瓜打算拿去给她爸爸妈妈。黄芯琪穿着一条红色的涤纶面料连衣裙,是她妈妈前两天花八十多块钱买的。然后,她问我:“你说人死了去哪里?”

“你觉得去了哪里?”

“天堂?要么是八仙过海?”她说,“我猜的。”

“他们去那里做什么?”

“保护我们吧。”

             

 (实习记者包莉婷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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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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