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故事|陶勇 安检之外,还要让人文关怀在医院落地

稿源: | 作者: 梁辰 日期: 2020-07-27

五个月前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陶勇经历了生死劫,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微博粉丝从2万涨到超过130万;出院后他陆续接受了十几家媒体的采访,报道几乎篇篇上热搜,引发社会讨论;去理发也会被人认出,“你是陶勇医生吗,你的事迹太让我感动了。”

出院后的陶勇比以前更忙了:每周一、四都要去积水潭医院做手部康复治疗;5月13日恢复出诊以来,每周三下午在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看诊十位患者,偶尔有外地的病人赶来,陶勇就临时给他们加号;剩余的时间被各种事情填满:规划科室发展方向、培养年轻医生、申报科研项目、参与视频讲座、录制科普节目、参加有关盲人和盲童的公益活动、接受媒体采访、创作小说……

 

三个月的黄金康复期已过,陶勇受伤的左手依然没有知觉,不能自主活动,每天在家要借助支具做康复训练。妻子肖丽曾预想伤后的陶勇会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事与愿违。有时一家人吃个饭,他忙着接电话,接完一个赶紧吃两口,马上又有电话打进来。八岁的女儿桃子曾经总结过爸爸在家最常做的三件事:1,打开电脑工作;2,长时间地接电话(工作或问诊的电话常常要打一个小时以上)或者开视频会议;3,坐在马桶上工作或者看书。有时陶勇在家没有做这三件事,桃子就会很疑惑——爸爸今天怎么‌‌没有接电话?

 

安检落地

 

五个月前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陶勇经历了生死劫,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微博粉丝从2万涨到超过130万;出院后他陆续接受了十几家媒体的采访,报道几乎篇篇上热搜,引发社会讨论;去理发也会被人认出,“你是陶勇医生吗,你的事迹太让我感动了。”

 

陶勇被网友的同情、鼓励和祝福感动,但他也渐渐对这种过度关注产生了警觉。“几乎所有的报道反反复复、千篇一律都在写我受伤这件事和医患矛盾,我在这件事上的发声已经足够多,过犹不及,该翻篇了。”

 

他开始拒绝媒体的采访请求,打算从“新闻事件当事人”的角色,“再往上走一步”,变成真正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才能聚集更大的能量,“干更大的事。”

 

3月10日,伤后五十天整,陶勇左手套着“钢筋铁骨”的支具,用右手敲打出一篇伤后感言《在修行的路上,爱需要化作力量》,发表在微博上。文中写道,“上天给我留了命,是要我承担起这个社会责任,让善良的医护不再受伤害,这比我继续眼科事业还重要”,并“恳请”各界人士集体呼吁、持续发声,“直到安检措施在医院落地。”这篇文章的最终阅读量超过1200万。

 

“呼吁安检不仅是我这次受伤引发的感触,也是一直以来医学界共同的呼声。这次伤医事件后,多少人都等着、催着我发声呢,包括我的老师、同学、同行们。再不发声,任它继续,就会动摇医护的人心,今后再有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最终受害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陶勇说。

 

除了呼吁医院安检,陶勇伤后还通过九三学社递交了提案,就改善诊室的安全环境、改善医患矛盾、提高对医护人员的安全保护等方面建言献策。

 

6月5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提出,医院应当建立安全检查制度,拒不接受安全检查的,医院有权拒绝其进入。陶勇转发了这条新闻,并评论称“梦想照进现实”,后面打了三个惊叹号。

 

职业信仰化

 

医院安检远不是陶勇的终极梦想,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是“目前能想到的最大限度减少恶性伤医事件的手段”。在陶勇看来,伤医事件的根源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落差——科技的飞速发展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甚至演变成对立的关系。

 

因此,他想到了一个概念——“职业信仰化”——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职业,相信你所从事的职业,可以带来信仰的力量。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点,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和谐”与“平衡”是陶勇学医的终极理想——小到人体器官之间的和谐,大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陶勇计划先从自己所在的眼科开始,将人文关怀落地到医院。比如在科室建设中,开辟一个区域,专门展示盲人和有视力障碍的人如何在盲文图书馆继续学习,传递积极的生活态度;定期组织科里的医务人员去盲校和盲文图书馆参观交流;邀请志愿者来眼科给视力障碍患者做心理疏导。总之“要让患者走进医院,能感受到一种内心的温暖和惬意”。

 

再将这种影响从眼科扩展到各行各业,让人们意识到,每一份工作,只要你真心对待,都会促进心智的成长,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的共振”。

 

“之所以想到‘职业信仰化’这个概念,是因为大家对我受伤这件事的反应令我很诧异,我以为大家会像我一样,受了伤,也能缓过来。但是得到的反馈却是我比大家都坚强和勇敢得多。这就让我思考,为什么大家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把我的职业热爱到骨髓,达到信仰化的程度,所以让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强大的抵抗力。”

 

这种强大的抵抗力,首先传递给了家人,肖丽坦言,“经历此劫,我们(家人)能从崩溃的边缘挺过来,不是我们内心有多强大,而是因为我们看到、感受到了陶勇内心的强大。”

 

与一心扑在事业上的陶勇相比,肖丽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她喜欢旅游、运动,偶尔做做美食、弹弹琵琶(目前还是初学者)。桃子出生之前,陶勇对妻子边吃零食边看电视剧的生活方式非常不解,会半开玩笑地说:“你有这个时间为什么不去写论文”,“为什么不去学习”,“你也是硕士,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领域想想有什么突破”……

 

肖丽对这种“陶氏问话”习以为常,“他就是看不了周围的人,无论是朋友、同事还是家人不上进的样子,他希望所有人都跟他一样上进,跟他一样有理想。其实我挺羡慕他的,有自己特别热爱的东西,而且很早就明确了自己学医的志向,并且一路坚持下来。”结婚近十年,肖丽把陶勇在事业上取得的“一点成就”归因于——“并不是他有多么高尚,‌‌而在于他的坚持、努力和勤于思考,对事业、人生和社会都看得很通透,所以不容易被外界的变化影响和改变。”

 

丈夫与父亲

 

受伤前,由于工作繁忙,陶勇经常睡在医院办公室的行军床上,周末才回来陪家人。伤后为了节省路上的时间,他每周在父母和自己家轮换着住,不是每天都能见到老婆孩子。有些朋友对此表示不解,也有些人特别羡慕这种相对自由的婚姻模式。肖丽说,“我们俩之间是平等和独立的关系,给予对方自由,也会保持充分的交流。我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但陶勇在事业上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去成就他。”

 

肖丽之前几乎不上微博,陶勇受伤后,她开始收集网上支持和关心的声音并转达给他,为病床上的丈夫建立信心,聚集力量。肖丽发现,这次经历,让陶勇的性格变得更柔和,更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了,比如,现在无论工作再忙,只要看到肖丽的信息他都会回复一句“好的”,也开始积极地表达对家人的感激之情。

 

夫妻之间的矛盾几乎都跟孩子有关。桃子小的时候,肖丽曾多次提出希望陶勇多腾出一些时间陪伴孩子,但陶勇不以为然,他有一套自己的“亲子”方法:每次回家,他都会给桃子一个热情的拥抱,然后就开始“死劲嘬她的脸”,也从不吝惜“爸爸好爱你”这样的甜言蜜语。

 

肖丽承认,这种亲密的举动大大拉近了父女间的距离,“虽然他在家也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但桃子看到爸爸是在工作,并没有在玩,就渐渐认可了他在家中就是这种工作模式的人,没有因此而疏远或产生隔阂。”

 

随着桃子年龄增长,陶勇渐渐有意识地参与到她的成长中来。比如选学校,“他这么坚定的人,在给女儿选学校的时候变动了好几次。他是一个特别清楚的人,凡是大事他都非常上心,不仅对自己的事业和方向,孩子将来要走什么路,家庭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用心的”,肖丽渐渐接受了陶勇的教育理念。

 

比起时下流行的各种课外班,陶勇更在乎让孩子对知识产生兴趣,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成绩和考级这些世俗的标准。每次出门前,他会跟女儿说出固定的道别语,“爸爸就嘱咐你一句,要多思考,书本上不见得就是完全正确的,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这次出事,肖丽接到院里打来的电话时,女儿就在身边。这件事对桃子的冲击很大,前两个晚上她接连说梦话,嘴里不断重复着“那个人为什么要砍爸爸”。后来网上支持的声音越来越多,肖丽就找来一些评论给女儿看,让她看到爸爸在患者眼里是怎样的人,是如何帮助别人的,受伤不是因为爸爸犯了错。“她最担心的还是爸爸是不是有错,后来知道受伤不是爸爸的原因,她一下就释然了,很快回到原来的状态。”

 

受伤至今,陶勇没有收到犯罪嫌疑人崔某家人的一句道歉。案子下半年就要开庭,陶勇认为,如果大家仅从中感受到对陶医生的同情和对崔某的憎恨,是远远不够的。“生命是重要的,崔某会不顾自己的生命来伤害我,可见对他来说,希望比生命还重要。我们必须看到这件事情的背后是因为有人绝望了。因此只有让这些视力不好的人心中还留有一丝希望,对这个世界产生留念和牵挂,才能消除他们的戾气。经历了这些,我现在对医学的理解不再那么狭隘了,我愿意把我的医学视角深入到人心中去,而不是停留在眼科上。”

 

(文中肖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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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28期 总第646期
出版时间:2020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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