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丨张献民 让“野生”的中国影像被看见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邓郁 日期: 2020-06-14

他是电影学者、影评人、策展人,CIFF发起人之一,多部独立影像的监制,数年来扶持青年创作者,近年又推出个人名义的“十荐”。这些,都是为了增加“野生”影像的可见度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王佳薇  宫健子  包莉婷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2020年4月1日,影评人和独立电影推动者、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在微博上宣布,开启他的第二届“十荐”评选。

所谓“十荐”,是他以个人名义在网络征集影像作品。时长不限,内容不限——实验、动画、虚构、非虚构等。他集中一个月左右时间看完后,推荐10部作品并为每篇写出500字影评。

这是他继2017年末征集以来,发起的第二届“十荐”,“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独立电影,也希望发现不为人知的创作者、新的作品”。选片的标准只有“创造性”三个字。

已知天命的张献民,大学毕业便参与了荷兰导演伊文思的最后一部纪录片《风的故事》,留法后回国任教,写出了《看不见的影像》;他是CIFF(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发起人之一,担任多部电影的监制、制片和影展策划,组织过独立影像巡展和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还出演过《巫山云雨》《柔情史》等影片。近年来,他平均每年看500部影片和500个左右的剧本。“多能的活动家,独立电影推手”,是圈内多数人对他的共识。

《巫山云雨》导演章明听到“十荐”的消息,笑称这是“标准的张献民做的事情,和他去年邀请我做‘青年导演训练营’导师一样,殊途同归”。

 

“看见”

2018年1月15日,还在杭州读大二的学生祝新把自己的作品《漫游》递给了张献民。片子在祝新生长的杭州拍摄,讲述夏日里,女孩李森林发现父亲莫名离家,母亲的旧友秋秋阿姨却意外来访,说起十年前关于丧夫的运河往事。

张献民评述:《漫游》是一个貌似非常散漫的虚构长片,很沉稳,人很笃定,每次画面内移动都有道理但多少暗含一点意外。它“如此从容,铺排得又很开阔”。他承认自己“没看透”这片子,也猜不到作者的电影观念是如何明确起来的,但并不讶异。

两个月后,《漫游》入选“新人十荐”(另有“成熟作者十荐”)。此后,趁着去杭州参加西湖纪录片大会的空隙,张献民和祝新、另一位“十荐新人”入选者郑陆心源见了个面,见缝插针地聊了会儿。

在那之前,张献民留在祝新脑海里最早的形象,是他在娄烨电影里扮演的若谷,和一个在独立电影方面有判断力的老师。接触后发现,这个头发灰白、说话不疾不徐、不时泛出冷幽默的长者,比自己想象的要更疯狂。

“他选片、评论的角度都非常的私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祝新记得特别清楚,张献民讲入围“十荐”的《天落水》,“那是民国舞女题材的电影,他引申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线索(备注:张献民评《天落水》“就是《赤地》,《秧歌》,就是《今生今世》未删节版。是谢晋《舞台姐妹》去除掉道德焦虑和贫富控诉……)。”

2018年10月,《漫游》入围釜山电影节并获得新浪潮奖提名,次年又入围第69届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

祝新导演的《漫游》剧照

 

在投给“十荐”前,郑陆心源将作品《在死海里醒来》递给过其他机构和平台。对于“十荐”,她没有任何功利的期待。“但张献民老师做这件事,让我们彼此看见,能接触到一些有勇气的作品。”一个意外收获是,首届“十荐”入选成熟作者的导演陈轴参演了郑陆第一部剧情长片《她房间的云》。这部电影在2020年2月摘得鹿特丹电影节最高荣誉金虎奖。

郑陆心源导演的《在死海里醒来》入选第一届“新人作者十荐”

 

比他们年长一旬的黄骥,凭借自己与丈夫大冢龙治合作的剧情片《笨鸟》,也获选了第一届“成熟作者十荐”。她与张献民渊源更深。

黄骥导演的《笨鸟》获选第一届“成熟作者十荐”,该片也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

 

在北电读大二时,黄骥在社会实践调查课里,以老家的地下六合彩为主题,拍摄了自己的纪录片处女作。做好片子以后,“纯从自己感情出发,不知道怎么用。”

她的导师杜庆春看到,向张献民提及。后者便带着黄骥去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并策划了放映活动。

黄骥回忆,那是她第一次参加影展,第一次把自己拍的东西放给别人看。她头一回觉得自己拍的东西是“比作业还多那么一点点”的作品。这给了性格内向的黄骥特别大的鼓励。她从此做了一个决定:每年拍一个像样的片子。

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张献民组织过黄骥作品《鸡蛋与石头》的放映。黄骥说,张献民会把创作者(她和摄影师大冢龙治)“抛给”观众,也会把观众的问题抛给他们。“在小的聚会里面也是,他不会直接讲影片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会发现和看见导演的特点。他的影评不是去做比较,而是一种‘看见’。”

 

对呼吸的敏感

这种“看见”和看见背后的眼光,有个人趣味,也有学养作为根基。

11岁开始学法语,大学在北外攻读法语和比较文化双学位。那时的张献民被郑洞天、谢飞、张暖忻等几位“第四代”导演的电影吸引,毕业后去电影学院做了三个学期的老师,讲世界电影史。章明记得,因为家离学校远,张献民老在学生宿舍找空床住,还曾因此被他人讪笑。不过,大家没少从他身上受惠——这位青年教师常常从法国大使馆找来好片子放映,“有福共享”。

因缘际会,张献民做了两个剧组的翻译副导演,包括伊文斯的《风的故事》。

去法国似乎顺理成章。张献民先在巴黎三大攻读电影硕士学位,后又进入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习。那几年里,他亲身感受1990年代的波兰斯基给学生讲20年前的自己如何分切镜头;彼得·布鲁克带了自己剧团的四个演员讲表演;昆德拉做过小团体交流,而与阿伦·雷乃合作了十年的剪接师,复制了雷乃的一场戏让学生剪出各自的版本。

在《巫山云雨》里,张献民饰演男主角,一个陷入交流障碍的人。电影《举自尘土》中,他扮演一个奄奄一息的矽肺病人,主要的戏就是躺在床上大口呼吸。“在交谈中,他说自己一直希望演那样一个陷入呼吸困难的人。看来他对于呼吸空间的感受比一般的人要敏感许多。”资深影评人王小鲁说。

张献民(右)在章明导演的《巫山云雨》中扮演男主角、在信号台工作的麦强

 

对于畅快呼吸的敏感,与张献民随后对于《冬春的日子》《苏州河》《陌生天堂》等一系列电影的留意和评论,不吐不快,似一脉相承。他对影评的要求是:文章要保持与读者的交流,不是自说自话,更不是自欺欺人;要有起码的幽默,让读者获得阅读的愉快。甚至,在每篇的语言风格上也与影片调性尽量一致。写《小武》语言“发浑”,顾左右而言它;评《客村街》多使用形容词,评《铁西区》惯用名词;《赵先生》的评论则随处是肉欲和向往……这一系列犀利又个色的评论文字,最后汇集成影评集《看不见的影像》。

从那时起,张献民对于独立电影的重视与推介,延续至今,未曾间断。

 

“惜爱福腹”的光

何谓独立电影,一直众说纷纭。一度,以是否获得龙标来作为判定标准。张献民的定义是:独立电影探究的是新的可能性,不在电影的核心位置。它解决或尝试解答的,不是“电影是什么”,而是“或许这也是电影”。它激起的不是赞许、膜拜或欣慰,而是唾骂、激动或惶恐。

2003年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独立电影“元年”,因为在那一年前后,三个此后影响深远的独立影像展相继启动: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CIFF)、北京宋庄独立影像展、云南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南京影展由电影人张亚璇和曹恺创办,很快张献民也受邀加入并成为中流砥柱。每届放映大约70部独立作品,长片、短片大致各一半。与云之南带人类学探究的初衷、宋庄的艺术家气质相比,CIFF大抵更有知识分子气。三者的共通处是,场地偏于一隅,公众鲜少参与,更像一场场创作者和爱好者的兰亭之集。

张献民戏称CIFF为“惜爱福腹”,“是影像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命河流中的礁石,翻船的比留影的多。想象它的人比回忆它的人更多。”

因为没有固定场地,每次的放映点都在南大、南艺等好几家高校里辗转腾挪。英国影评人裴开瑞(Chris Berry)参加的那一届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开幕,他记得“这家机构以前是农学院,坐落于距离这座城市45分钟车程外的大片泥泞之地中”。“我认为CIFF上没有哪部电影是我不想看的。如果你能来,这是了解中国独立电影情况的最快途径。”

接受本刊采访时,黄骥已经是一位8岁孩子的母亲。十多年前,她在CIFF和校园之间奔波,对一路上遇到的人终生难忘,“可能出租车上遇到个导演,在大学里找场地又偶遇一个陌生人,再偶遇一个,这个人群越来越大。你发现,周围一起走路的人,都是因为我想讲想拍而来,每个人脸上似乎自带光芒,皆为同类。”

2005年,耿军的《烧烤》入围第二届CIFF剧情片单元,从北京去南京,是他平生第一次坐卧铺。他印象里那是很穷的一届影展,“整体预算大概也就5000块,从北京拢共也就去了四个人。”

“那时年轻,没有几个人奔着挣钱去。有的影像青年拍第一部都不知道要立项,要报批。也有的就没想在主流院线发行,因为也租不起高标准设备。南京影展也根本不在乎你这个片子花了多少钱拍的,有很多学生入选。包容的气氛很舒服。”凭《老驴头》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两度入围CIFF的李睿珺回忆。

“和谐”里也有交锋。2011年的CIFF,有一个“中国纪录片之路——政治、伦理与方法”的讨论,以吕新雨为代表的影评人和纪录片作者产生了激烈争执:作者们认为,因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人道主义挑战,纪录片伦理无法用单一的标准来要求,既要体现纪录片的社会性和作者的社会责任,也要与被拍摄对象达成一个相互间的契约关系。他们不认同学者们有关拍者与被拍者之间关系的理论。

 

监制与“场工”

北京,从新街口豁口到马甸北太平庄一带,老话叫“新马太”。附近坐落着北京电影学院,和储备丰富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好些年里,万玛才旦和陈涛、郝建和张献民都住在黄亭子小区,后者十多年前成立的工作室“影弟”也在这个红砖墙的老楼里。

影弟的名字来源于英文Independent的前两个音节。一方面,它会专门放一些低成本小制作刚刚完成的影片,邀请同道观赏,有时还有茶水和红酒。“张献民没有烟瘾,如果你给他,他会非常优雅地抽。看片子时大家不说话,看完了便山南海北地侃,很法国,给了我很多养分。”电影《柔情史》导演杨明明说。

在杨明明导演并主演的《柔情史》里,张献民扮演女主角小雾的男友张宪

 

不放片时,影弟也会提供灯光、摄像器材和剪接设备,张献民会给青年创作者提出建议和意见,有时直接上场参与。

李睿珺拍《老驴头》时,张献民觉得剧本不错,提出了两种合作方式:可以便宜点租走设备;或者先把设备拿走,什么时候有钱了再给。

李睿珺接受了第二种方式,从张献民那儿拿到了索尼Z1C机器,两盏红头灯,森海塞尔的话筒。后续剪辑、收尾,也在影弟工作室完成。《老驴头》取景李睿珺熟悉的甘肃戈壁村庄。张献民提醒他冬天寒冷,别忘了保护容易损耗的电池,包括磁粉脱粉,都要注意。

给意见时的不留情面和实操时的不吝援手,是张献民的一体两面。

耿军拍《烧烤》时,演员都是身边的诗人和摇滚青年,自己不太有把握。张献民直说,不用考虑故事之外的事。拍完后,又帮他联系法国南特、鹿特丹选片人和影片发行。

到了耿军的第二部长片《青年》,摄影和录音设备是影弟购置,张献民担任监制,两人的合作关系更近。在鹤岗的拍摄现场,张献民每天不光看回放、提意见,还帮着团队抬器具,拉板车。和甘小二拍摄《举自尘土》时如出一辙:“拍教堂里面戏的时候,他把我拦住,让我坚守在导演位置上,然后和几个学生一起,搬走不需要的大物件,笨重的梯子、椅子等等。就是一个场工。”

那时候的耿军,干了几年的电视广告,虽然不富裕,但也还过得下去。“就属于70后里头,理想主义和现实分得不是很清楚的群体。大家伙觉得有人挑头,可以不计现实地做点事儿。如果当时干个房产中介啥的,可能早就买房买车,更不用说择偶了。张献民有时会说,我×,我是不是耽误你们了?!”

 

“十荐”之问

对于“刷梦想”这种事,张献民一直抱持怀疑,从不主张从情怀角度来拍电影和谈论独立影像。

他数过,如今走上独立影像道路的,有纯粹扎进来的坚定者,有希望以独立影像敲开影展之门\接着转向商业片的走捷径者,还有一拨则是经济收入有保障的中产阶级的休闲需求。

2019年1月,耿军在拍摄新片《东北虎》时留影

 

两届“十荐”的投递人也林林总总。有奔着这条路走的,有希望能上一个台阶、获取粉丝的,少量的人是为了升学,也有人就是想要一篇影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混沌状态,他不知道他所投的是什么”。

“还有小粉红(发来片子的),也有一个华尔街的证券员。他拍金融白领的生存压力,以为打开的是房间门,但那边是大海……所以我这儿确实是个汇聚点。各种片子都有,也有意思。”

在他收到的三四百部作品里,有好几部包含了类似“招魂”的深层因素。“是有关某种灵性的一些异度存在。在影像当中呈现的那个东西是作者心目当中的故乡。还有对自己的态度,有残缺的思想。”

“你征集这么多片子,你能给予别人什么呢?好像是形成了一种呼吸感。我相信影像的创造力或早或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回馈,但我的‘十荐’的行为是不是只是在为这些人(的理想)续命?我是很怀疑的。”

 

抵挡诱惑

1996年,拍完《巫山云雨》的章明对于参加国外影展“两眼一抹黑”。在那个互联网还未起势的年代,外语好的张献民查到了柏林和戛纳电影节的联系方式,先后给两边发送传真。

联系柏林时,已经过了接收作品的日期,但对方表示还是可以寄录像带。最终收到寄去的拷贝之后,柏林方面给章明发来传真,说了一句他永生难忘的评语:“这个电影充满了温暖的人性”。

甘小二的回忆里有另一幅场景:“张献民和我讲过,当章明和他乘坐的礼宾车到达颁奖现场的时候,记者和影迷的闪光灯大作。当他们打开车门,闪光灯全停了。”

今天,不仅国内的老牌电影节、颁奖活动星光熠熠,拥有创投基金、资本注入和地方政府支持的各类影展也如雨后春笋,叫人眼花缭乱。

从给素昧平生的张献民投递处女作《夏至》、对方直言“完成度不好”,到支持自己拍《老驴头》,再到签约张献民曾任艺术总监的天画画天公司,李睿珺说他和张献民的缘分像是偶然,也是必然。“10年前天画画天就设立基金,征集好剧本,组织业内人评选有艺术品质的作品,给予几万块的资助。那时候的几万块对年轻导演非常重要,至少可以小半年不操心生计,完善制作,甚至可以启动一部影片的前期筹备。”这些年,天画画天还签约了万玛才旦、郝杰、杨瑾、彭韬等人。导演们有工资有社保,而且“公司对导演干预不多,尊重个人创作”,这令彭韬、李睿珺他们感到欣慰。

2019年1月,耿军在拍摄新片《东北虎》时留影

 

那时乃至更早的同道者,实在钱不够,要么压缩成本,要么就找南特或者鹿特丹电影节申请扶持基金。“可一个(鹿特丹)剧本发展基金,全球成百上千的电影人都来竞争,还是挺激烈的。不像如今,平遥也好,FIRST,重庆、北京、上海……都有创投。据说去年的海南电影节创投板块,一个预算200万的青年导演拿到了300万的大奖。我们都很羡慕,这直接省了和各种资方磨叽、找钱了。多出的100万还可以放到下一个项目。不用求人,够爽。”李睿珺啧啧叹道。

创投的介入,多少会对作品提出一些要求。是否接受和如何适应工业化,张献民在这点上没有明显的偏向,但也给过创作者善意的提醒。“这几年的资本热对于类型导演是好事,但对于有自我反思能力、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者,比较难一点。但总有一批年轻导演会趋于成熟,也有更年轻的人走我们当初的(简陋的)方式。这是自然规律。也有人至今抗拒工业化的道路,坚持低成本制作,自己控制,这都是个人选择。”李睿珺说。

张献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太合格的监制,在很多影片虽然挂着监制之名,但对它们的票房、预算,推到何种平台,做得不好。为耿军、毕赣等人做融资努力时,也大半失败。“是否过于依赖国内的影展循环?基金的平台是不是应该被更多地创办?是不是真正能够起到对艺术的推进作用?独立电影和产业电影、主旋律之间,隔阂日深,又当如何?”对这些,他都挂着问号。

通过“十荐”,祝新认识了张大卫、郑陆心源、杨明腾等作者,并和他们好几位都成了好朋友,也见证了郑陆的新片完成之后去鹿特丹拿奖。他说如果没有十荐,他很难相信杭州还有别人在拍(这类)电影。

 

(参考资料:《看不见的影像》、《消失的中国独立影展》、《张献民:所谓的理想主义年代从未存在过》、《看不见的张献民》、《独立影像的尴尬与荣耀 为了不闹心的权利》等。感谢所有受访者,及薛旭春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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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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