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丨新冠冲击下当代艺术的脆弱与可能性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邓郁 日期: 2020-06-08

“病毒在生理学上作用于人的身体,而不会考虑你是不是‘艺术家’或是‘首相’等等什么社会角色。人类抱有的既定的角色感,在病毒面前都会显得可笑。我不知道这次我们经历的痛苦的力度,会不会推进我们抛弃一切既定的观念。只记得自己是艺术家,而忘记自己是一个人,是很悲哀的”

本刊记者  邓郁  实习记者  王佳薇  刘睿睿  发自北京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基本上零销售。”4月底,一位经营小型画廊的艺术圈朋友告诉记者,她所了解的前几个月行业形势。

艺术品消费最好的季节恰在每年的3到6月和10到12月。这两个时间段的营收,通常占全年总额的七成左右。于是不难理解,今年2月,受新冠疫情影响,香港巴塞尔线下展取消,国内一片“万马齐喑”之声。毕竟,这家全世界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艺博会,每年成交额占据参与画廊年收入的1/5到1/3强。

艺术家收入减少,展览和博览会取消或延迟,拍卖成交额缩水。在有限的复苏迹象里,艺术品运输锐减而物流与保险费高企,皆成不争的事实。

在疫情的初始阶段,有藏家和艺术家感到,艺术的存在如此之弱,“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个方便面,谈艺术也显得不合时宜”。“艺术本非刚需。若论国家救助,恐怕也是最后的选项。”有业内人士自嘲。

尽管,对于艺术的本质与价值,有定力的艺术家和机构并不怀疑。但在这样一次全方位的危机中,思考灾难和现代性问题越发显得迫在眉睫。当代艺术的创作会发生转型吗?艺术家如何审视自身和外部世界?作为一级市场的画廊和艺博会,如何应对和重构他们的未来?

 

年轻,无所畏

毕业于央美的90后艺术家谭英杰说,疫情开始时自己一度“垮”掉。

那是一二月间,每天和女友待在长沙的房子里,剪辑装置和影像行为作品《白元件》剪到眼睛肿痛。

“每天心情起起伏伏的。剪片的时候放的新闻都是坏消息,一天手机至少用8小时,看多了也无聊。出门都要消毒,洗手都洗得烦死了。为了身体健康,练了八段锦。女友做瑜伽。那个时候觉得,我的天,我可能搞不了艺术了?!”

再回想,谭英杰说,那段日子可以从记忆里删掉了。

身为一个在核心疫区之外的人,谭英杰又觉得仿佛没有资格说疫情这事。他认识的一对年轻的武汉艺术家情侣,之前也在顺义。春节前回去,女生染病了。“听他们说去打针的时候,一天要排队排12个小时才能打到。从排不上,到后来进了方舱,又住了酒店,隔离之后又换另外一个酒店,回来之后又隔离多久,我们眼看着他们怎么一步步熬过来。”

2020年5月10日,北京罗马湖艺术园区,谭英杰工作室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谭英杰说,朋友如今已经痊愈,但短期之内不会作回京的打算了。“跟我说,可能我们这一两年不见得会见面了。因为得过新冠,不太想给大家带来麻烦。这让我挺感动,又觉得挺沉重的。”

等回到北京罗马湖的工作室,真实地触摸到满架子的纸黏土,满桌手作的玩具、模型,谭英杰的心才踏实下来,创作的支撑点和想象力才得以恢复。

毕业四年,他没有和哪家画廊捆绑签约,只是一个一个展览地单独签合作合同。没有展览的时候,接点别的活儿,或者教小学生画画,温饱总归没问题。只是疫情之后,爱疯买材料的谭英杰有点精打细算了。“以前我可能一下买20张木板。现在不敢这么买了。做完要用,再买。”

采访前几天,有搬家的朋友和他诉苦,不知道该怎么扔东西。“我说如果真‘出事’了,我什么都不要。我们年轻艺术家,能扛得住,因为我们现在一无所有,所以也不怕失去什么。”

但那种不安定感永远像一堵墙,杵在心里。罗马湖的这个工作室,原来听说今年5月份肯定要拆,所以租的时候相对便宜。现在有疫情拆不了了,也许又可以多租一段时间。但他眼看着一两公里之外的某个项目,最近还是拆了。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在北京,我每次看到有些地方拉上那种蓝铁网子,就会担心这个区域都要拆了。”他已经有了条件反射。“如果真拆的话,我就去山里面租个仓库。我觉得艺术家最后都会走到山里边。呵呵。”

他有时会想起去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看到劳尔·普鲁沃斯特的作品,还有马克斯·恩斯特的展览,心里汹涌澎湃。

这么可贵的思想撞击和交流被摁下了暂停键,怎么办?

“疫情对艺术家真不见得是坏事。但……怎么说呢,又有些问题。”他低下头组织了一下语句。

“比如说地域化作品,以前我们做我们的,罗马尼亚做他们的,互相不明白,没有共同语境。现在都经历了(疫情)这个事,互相能懂了,这是艺术语境的全世界平行和同步。但你又很失望的是,这个环境在变得很恶劣。而且可能因为某些国家的干扰,让我们没有机会输出我们现在的状态。”

 

观望 · 内省 · 生活

 “这几个月,当然会累积很多的情绪。它们不会直观地表现在作品上,但一定会注入到作品里。”艺术家郭鸿蔚和郝量都对本刊记者做如上表示。

装置艺术家何岸原定2020年5月在盒子美术馆的群展,延期。巴黎的展览和藏家谈好要买的作品,再无下文。做装置的,材料、物流、人力在疫情中都受到震荡或停滞。工作室的租金、水电,跟了他10年的管家胡师傅的工资,还有北京和山东两地工厂运转的开销、家人的生活,都得管。

2020年4月27日,北京顺义,何岸喜欢黄昏时坐在工作室房顶看夕阳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好歹工厂最近开动了,我天天用视频遥控他们做。”

霓虹和文字曾是何岸作品的标识材料和主体,灯箱和广告字符号,始终投射着他真挚、热烈、暴力而浪漫的情绪。近些年,多个汽车和奢侈品牌经常找他定制。他希望不受过多商业合作的牵制,但有钱入账,转化为更多的创作,没必要清高拒绝。若论疫情袭来的“好处”,也许以后能在合作态度上放松一点——别老交待这个那个,决定权不仅在一方。

越来越有宿命感的他老在心里盘算,“干个10年,再往后面走,思维都是碎片式的,并且只会越来越顽固。”

需要每年出现一个什么方式的作品?这种急切,到底和年轻时不一样。何岸说,大家都不知道疫情的时间到底会拉多长,但是它至少会让人在思维方面发生改变。

“说实话也是处于一个迷茫期,没有那么多自信阐述什么。过去寻找一个正确性,和所谓寻找真理的唯一性,我们原来对真实的这种定义和理解,判断的方式,现在全部都不起作用了。未来还要观望。”

蒋志 图/受访者提供

对于“回应疫情”对艺术家是否必要这个问题,蒋志的回答是:

“疫情又不是一个人或机构,怎么去回应它?就像是‘回应山谷’一样,是一个想象中的事情。比起‘艺术家’对这个重大事件会有怎样的思索和改变,我更觉得正是这个病毒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被固化的角色问题。病毒在生理学上作用于人的身体,而不会考虑你是不是‘艺术家’或是‘首相’等等什么社会角色。人类抱有的既定的角色感,在病毒面前都会显得可笑。我不知道这次我们经历的痛苦的力度,会不会推进我们抛弃一切既定的观念。只记得自己是艺术家,而忘记自己是一个人,是很悲哀的。”

艺术家王光乐春节前回老家福建松溪,在那儿停留至今。回家时带了一张画了一年也未完成的“水磨石”回家,每天夜深人静时画几笔,现在基本完成。但在他眼里,这不是他当下考量的重点。

“这段时间,艺术的那个利益系统放缓了,属于艺术的那个看不见的超验的意义系统浮上来。人会回到构建自身的生存结构,以回应、处理自己的遭遇。对我,生活就是此间最大的工作。”

这份“最大的工作”,最后落脚在了做茶上。

松溪是闽北主要白茶产区之一,但当地早已习惯大工厂的流水化制作。王光乐在意的不单是茶的味道,更关心人的精神状态。“这里的男性到了四五十岁便酗酒,你很难和他有什么对话。身为一个茶农,有收成的时候没办法自由兜售,别人上来就要福鼎大白,改天又说要福云六号,可能明年又换成九龙大白茶。只能压价,任茶青被低价收走。他们总是被动,从来没有被人赞赏过。只能靠酒来麻木。”

王光乐和堂哥一块儿去找荒废的茶园,当地管这样常年未打理的茶园叫封茶。

“原料一定要最好,不施肥。不追求茶青的量,按照自然的速度生长。”

这样的道理谁都懂。只是一旦走上标准化的轨道,便很难慢下来。

王光乐在创作中 图/北京公社提供

“资本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全球化把所有人卷在一起。其实人和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联系。当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后,今天的模式有没有改变的余地?这回的疫情和疾病,不就是自然对人类的一次反噬吗?”王光乐又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就如同他此时的生活方式——和堂哥交流,对方并不全然明白,他也不在意。做茶也只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喝着舒服,不指望它改变什么。

“我相信他们即便不说,心里也有感觉。你说艺术家能改变什么?最有力的还是政治,但那是粗糙的。艺术是偏软的,本质上是这样。它只对部分人有影响,或对人有部分影响。我不相信人人都是艺术家,但每个人是可以有一个欣赏或被欣赏的状态的。”

 

画廊:注重长线

与美术馆关注学术性和社会影响力相比,画廊的落点仍与销售有关。但共通的是,有所追求的机构都在和艺术家保持紧密的联系,共感他们的焦虑、胶着,一面静待,适时激发。

4月18日,坐落在798中二街的SPURS Gallery在疫情期间临时闭馆近三个月后,首展“CLEAN”当天吸引了四百多来客。因为艺术区要求限流,画廊内同一时间段只允许15人参观。所以这家中型画廊难得地出现了观者间隔1.5米、排队等候入场的情形。

在798,唐人、蜂巢和SPURS Gallery是疫情“解禁”之后,最早开展的几家画廊。“再不复工麻烦就大了,”有画廊主感叹。

SPURSGallery画廊合伙人 Sherry Lai (来梦馨) 和贾伟 (右)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传统画廊主要靠长期代理艺术家、接受寄售、赚取销售佣金为生。员工工资和租金是最大的固定成本,还有像布展、维修、运输、出版物、推广等非显性支出。

“停摆期主要省下了营销成本。比如平时每个展览开闭幕宴会的酒水钱,都免了。以往买红酒也是不小的开支呢。你也希望能对得起好的艺术家和藏家啊。”SPURS Gallery的合伙人贾伟笑着说。

据说798方面减免了辖区画廊两个月的房租,但艺博会和原定展览的取消,与藏家无法见面和交易,导致画廊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锐减。与798一公里之隔的草场地艺术区,至今还没有对外开放。

“整个行业处于静态,没有买也没有卖,变成了死水,这是最难的。三个月后再来看,可能有些画廊真的就没了。”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创始人郑林此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是说。

如今,复苏迹象如雨后小草冒出,但也很难说长势喜人。毕竟,当代艺术从来就不是短线“见效”的行业。

站台中国创始人陈海涛说过,对于画廊来说,所谓的外部危机都不是危机,真正的危机其实来自内部,来自对艺术的理解和对当下的判断。“我做的艺术在十年后还能不能留得下,这是我心里的危机。”

5月上旬,贾伟和另一位合伙人Sherry Lai(来梦馨)也对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不过,她们的语气要更积极。

SPURS Gallery的前身博而励画廊在国内已经耕耘了15年。但去冬今春,创始人Waling Boers的离开,此前纽约空间的暂时关闭,都给这家画廊带来不小的挑战。接着,又是百年不遇的世界疫情。

贾伟和Sherry希望能够持续地让普通大众对张培力、张伟、黄锐等重要艺术家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同时尽全力推出邱岸雄、薛峰、廖国核等有质量的青年艺术家。

这种出发点并非独家,画廊最后拼的就是准确和专业度。“能不能帮助艺术家找到他们最擅长的艺术语言,把最好的作品展现给藏家,放到各个美术馆收藏,能去各个博览会或者双年展,让时间检验其重要性,这真的是长线的。”贾伟说。

草场地的指纹画廊主要做“市场补充型”艺术家。创始人郝听介绍,刚创立三年的指纹属于低成本运营,一直只有两名员工,库存不多,损失也不大。1月下旬,她带着一位重量级艺术家的作品参加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租下一百多平的展厅,场地费、运输和其他费用就花掉六十多万的成本,哪怕作品值得如此投入,也的确有点“冒进”。

当时在场的三四位藏家有明确的洽谈意向,疫情一来,即时的成交变成了长期的观察和接触。但郝听相信,优质的作品经得起等待。“下半年就做三四个展览,也会把精力放在艺术家的画册制作上,以积攒我们的文献储备。”

 

“回应疫情”与线上能量

这个时候,推出与疫情密切相关的主题展,是一记妙招吗?圈内对此见仁见智。有的艺术家明确表示不会创作反映疫情的作品,因为“过于急进甚至做作”。有画廊也表示,疫情对全社会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短期内无法显现。拿捏不好,容易刻意和矫饰。

但作为新任合伙人和策展人,Sherry还是策划了博而励更名为SPURS Gallery后的首展“CLEAN”。在他们联系的48位艺术家里,有43位给予了积极回应。贾伟认为,只要艺术家动机纯正,有话可说,便无妨。Sherry也觉得,毕竟在不可抗力面前人人都是脆弱的,以一种定力去创作是一方面,他们也希望从艺术内部向外发声,看看艺术家的行动能够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群展之中,艺术家李怒穿着防护服给自己理发,剃下的碎发落在薄薄的防护服上,形状指涉武汉的地标性建筑黄鹤楼;张培力的重要绘画《手套》也在展览中得以一见,手套作为艺术家成长中熟悉的物件,在新的观看语境下具有多重意涵;邱岸雄的《明夷之歌》既饱含对逝者的纪念,又在黑暗中寄予希望。而宋琨将一段巨浪影像降速后,配上单纯的电吉他和弦和底噪,循环往复不停播放。她认为,这段时间对每个人都不容易。在纷乱的信息和社会问题冲刷之下,那些深沉的宇宙秩序依旧沉淀在泡沫下面。“情绪情感背后普世的同理心,宠辱不惊的达观,是精神层面最终的诉求。”

开幕当天,实体空间便售出了六七件作品。5月7日适逢纽约弗里兹线上艺术博览会(Frieze Viewing Room)开幕。北京时间那天清晨,Sherry收到了来自美国的邮件。一位高科技公司的高管看中了“CLEAN”展中的一件UV微喷作品《透气》。

“它的材质使用了疫情中的净化器滤网,滤网上是拍摄的西湖边的场景,外面有一层亚克力的罩子。表达的是一种既透气又不透气的关系。”贾伟介绍。“这件作品如果放到一个博览会上的话,肯定会被那种视觉性特别好、尺寸大的大画‘吃掉’。但在Frieze的线上展示系统,观者能看到作品的平面、侧面,各个角度。这时候,绘画和摄影装置、雕塑,这种有3D效果的类型就更有优势。影像作品反倒不见得,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在线看完比较长的展示。”

相比巴塞尔首推线上平台时的卡壳,晚两个月发力的Frieze在技术和服务上有了更多改进:“巴塞尔是在线给出作品的价格区间,Frieze是明确标明了价格,更利于藏家决策;而且Frieze的后台可以看到每一位浏览者对一件作品停留多长时间,有多少人关注。有人第一时间表达垂青,就可以主动发邮件询问细节,平台再告知画廊。所以这幅画7日早晨邮件来回,就算成交了。”

这也给了贾伟和Sherry启发,原来她们此前不太关注的线上展示,可以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其实艺术品的线上展示并不新奇,试错的成本也低,疫情前大家更多是把这个作为一种补充渠道,甚至不以为然——毕竟当代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现场感——对实物的体验。

而疫情,不仅让线上展厅成为机构认真思考并纳入长期操作的项目,也给了在线直播、播客、线上驻留等操作方式更多的空间:艺术新媒体“打边炉”召集了武汉的艺术家书写和记录他们在地的思考和感受。尤伦斯在快手APP上组织了音乐会直播,几万人在线观看了坂本龙一的live演出直播。有平台发起了艺术家拍卖和互买,作为支持。从4月底开始,Ad Minoliti、谭婧、郝量、赵要等国内外艺术家将各自接管油罐艺术中心的Instagram账户一天,分享他们的作品、反思、灵感,以及工作室生活。

但对于新兴的线上传播,依然有从业者抱持警觉,发出诘问。“源于线上直播带动下的网络现实,会否成为文化资源过度消费?影像艺术有没有可能跟更大规模的实验室和更前端的理念结合,开启再一次技术革命?艺术工作者是否需要反向思考,去研究和理解公众以及地缘的文化?”新媒体艺术研究者李振华提出。

 

保持行动与思考

2005-2006年,中国第一批本土画廊的兴起带动了当代艺术的“井喷期”。2008年金融危机给了一脚“急刹车”,2011年开始的市场“降温”,到近几年国际画廊更多进入中国、中国藏家大举买进国外艺术家作品……中国当代艺术从“野蛮生长”年代至今,尚未形成一个良性和有序的机制。疫情的到来,又让这个摇摆中的系统新增了更多的变数。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问,我去参加你一个展览,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你懂吧。你不可能再倒回到十几二十年前,那时北京有很多不计结果的艺术家自发的展览。但这是不可逆的。怎么去优化这个(权力经济)系统,其实是最重要的。”拾萬空间创始人焦雪雁说。疫情期间她和同事一直在总结,在整理,在计划,但“什么也没做”,一直在思考拾萬空间到底能为社会提供什么。

北京公社创始人冷林也表示,这些年市场疯狂运转的速度,确实有点无法承受:艺博会和展览会频出不迭,画廊和艺术家满世界飞奔,身心劳顿。不参与,又怕被车轮甩出去。怎么回到更平衡的状态,所有人都要思考。说到底,艺术家的创造力如何被激发、鼓励、包容才是核心,而不是单纯的作品交易或机构数量。

从业10年的郝听倒觉得,如果有适合资本的作品,市场完全可以更野蛮。只要艺术具有让资本青睐的好的本质。“就让资本回到资本,艺术回到艺术。大家各自专注。”

5月22日,北京画廊周行将开幕,这是疫情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界第一批重启的活动之一,共有22家画廊和机构参与。北京当代艺术展、ART021和上海西岸艺博会,因为是下半年举办,走出疫情冲击的可能性大,更被业内期待。

但4月底美国CDC方面称,2020年秋季第二次冠状病毒浪潮可能会更严重。受上半年影响延期的展览、艺博会和拍卖行“扎堆”到了下半年,质量和效果如何,局势仍不明朗。

艺术家林天苗2019年在纽约待了一整年。她发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关注程度变得更分散、更小众、更多元,以前那种对重量级的、力量型的艺术事件的注意力越来越短暂。“类似象牙塔式的艺术表现形式正在慢慢解体,或者说艺术被生活化了。”她在接受ARTSHARD访问时说。

“历史还是有动力往前进的,我们要去规划一个更好的世界,怎么做?原来有人幻想把各个国家的所谓优质一面拿来,譬如美国的自由,英国的法治,日本的安全,中国的快速高效,结果发现这一切是个幻想。这次这幻想也被彻底打破了……我倒觉得,再过段时间,可能大家会告别那种小清新、极简的生活趋势,会出现一些前卫的叙事。”北京当代艺术总监、艺术评论家与策展人鲍栋指出。

北京当代艺术总监、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鲍栋 图/北京当代艺术展提供

会不会转向激进和批判性?郝量没这种感觉。“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艺术在社会中的位置,人们对艺术的认知,以及环境的宽松程度。”

对于艺术长远的局面,冷林依然有信心。“对于更深的、更本质的命题的思考,会来得比以前更深入和旺盛。疫情也使得很多立场不鲜明的价值观,慢慢地鲜明,挺有意思。由它们产生的撕裂,怎么来建立一些有机的联系和探讨的空间,这很重要。只有当我们还能保持一种开放的、积极讨论的、包容性的氛围,和未来团结的愿望,社会才会更健康,更有弹性,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这需要时间,也需要勇气。”

(参考资料:凤凰艺术、Hi艺术、ARTSHARD、Art-Ba-Ba、澎湃新闻等多家近期报道,感谢鲍栋、焦雪雁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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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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