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丨赵京华 以东亚同时代史角度寻求中日真正和解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邓郁 日期: 2020-05-08

“抵抗”这个概念,就是竹内好从鲁迅那里挖掘出来的。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没有抵抗的现代化,是一个一切都学习西方的优等生,结果不仅学到了现代文明,同时也复制了西方的帝国主义逻辑。

“抵抗”这个概念,就是竹内好从鲁迅那里挖掘出来的。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没有抵抗的现代化,是一个一切都学习西方的优等生,结果不仅学到了现代文明,同时也复制了西方的帝国主义逻辑。而中国是在不断抵抗中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而走出一条与西方和日本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1944年11月7日,作为佐尔格国际谍报小组重要成员,曾以《朝日新闻》特派记者身份滞留上海的尾崎秀实,因为把日本将“南下”而非“北上”攻打苏联这样重大的情报透露给共产国际,被日本法西斯处以绞刑。而他提供的情报在结果上影响到二战的最终走向。

“他参与过左联的建立,是对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但直到2010年前后,尾崎秀实才开始受到中国人关注,还是因为二战期间最大的国际间谍案,还在一个被大众娱乐消费的层面。”从事中日文学思想与东亚近代史研究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赵京华说。

直到在日本看到大量材料、听到日本朋友谈及尾崎其人,赵京华才进一步了解到,尾崎秀实是一个远远领先于时代的中国观察家。另一位大半生在中国度过的日本新闻评论人橘朴,同样具有言说的复杂性。

在赵京华看来,任何一个世纪都没有像20世纪那样,因为战争和革命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和冲击,但也因此让人形成了空前紧密的联系,成为矛盾抗争乃至休戚与共的利益攸关方。他的导师木山英雄讲过一句话,中国革命对于日本人来说虽然是身外之物,但“毛泽东的革命有深远的亚洲历史和现实的渊源”,所以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去寻找亚洲“同时代史”的意义。赵京华因此被打动。

2003年从生活了十多年的日本回国后,他不再满足于既往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那种A对B的影响比较,往往预设一个不平等的结构关系,忽略了中日乃至东亚区域内彼此纠缠在一起的种种复杂关联。”受日本学者山室信一“思想连锁”概念的影响,赵京华建构和发展了自己做中日关系研究的“东亚同时代”视角,希望找回和复原那些失掉的历史“环节”。在新书《中日间的思想》里,他梳理和解读了发源于西方而经日本流传于东亚的“文明等级论”、战后日本“近代的超克”论、不同语境下的“亚洲主义”、日本的中国研究与鲁迅论述等等论题。

“研究明治以来的日本,其实也是思考我们自身。如何避免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走上弱肉强食的霸权国家道路,不仅是日本,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问题。这是赵京华的问题意识,也是他的道义所在。”学者李冬木表示。

2018年,学者孙郁、木山英雄、赵京华在早稻田大学

 

二战前最了解中国的日本人

Q:在《中日间的思想》这本书里,你写尾崎秀实相当用力。今天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尾崎秀实中国论的思想遗产?尾崎和橘朴的复杂性在哪儿?

A:尾崎秀实在1930年代看到了疾风暴雨般大变动的中国,特别是“反日”浪潮不断高涨的背后,有20世纪社会革命的内在根本动力,中国人民要求民族解放的欲望亦与此社会革命紧密关联在一起。也因此,在西安事变爆发之际,他能够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结成。而在中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他曾寄希望于“东亚协同体”,但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帝国主义叫嚣不以为然,认为其中包含称霸区域和民族压迫的不平等逻辑,无法得到中国和广大亚洲民族的认同。他在1941年被捕前就直接讲,“日本应该抑制露骨的帝国主义要求。”

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

在形势错综的战争中,依然有如此杰出的中国论,这非常了不起。第二点,是中日战争陷入沼泽状态,如何来解决两国关系?日本有好多不同的意见。尾崎秀实认为战争僵局已然不可能“速战速决”,必须谋求“根本的解决”。这便需要进行一场亚洲的革命和改造。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这位杰出的战前日本中国问题观察家尾崎秀实,仿佛成了“失掉的历史环节”。可是你看鲁迅的日记、日本人对鲁迅和尾崎等人关系的回忆,会发现当年的鲁迅和他们有相当深的关联。鲁迅对尾崎秀实的评价是:这个人的德语很好,人也坚实。

二战后,曾被指责为“卖国奴”的尾崎秀实,在日本得到重新评价。思想舆论界普遍认为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一个反战的国际主义斗士。可二战后正好是中日断交的时期,两国几乎就没有交流,所以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他,更谈不上对其加以学理研究。从中国的位置出发,为回应他一生对中国革命那份深情厚谊,也为他中国论述的远见卓识,我们理应纪念他,并开掘其中国论述在当下的深远思想价值。这是我关注尾崎秀实的原因所在。

当然,尾崎秀实是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中日战争的极限状态下,他作为日本新闻记者乃至战时近卫内阁的智囊,同时又是隐蔽的共产主义者,其言行的真意究竟如何?他留下的文字扑朔迷离。我们需要拨开重重历史的迷雾和文本的晦涩曲折,去体会他的真心实意。例如,即使到了战后,在尾崎秀实是一个国际主义反战斗士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方面,依然评价不一。而我通过深入阅读他的所有文字,坚信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一个反战而追求世界革命的斗士。

橘朴也是中国人很少知道的历史人物。与尾崎秀实一样,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我是从鲁迅著作里了解到他,并开始展开研究的。鲁迅曾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橘朴这个人比我们中国人还了解中国。但“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立场发生了“方向转变”,从一个在野的民间学者和中国问题观察家,转变为投身伪满洲国建设的理论家。大战爆发后,他更积极参与“大东亚共荣圈”的讨论。但是,橘朴在前期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实地考察与研究,确实达到了卓越的水平,与尾崎秀实一起被称为二战前最了解中国的日本人。他在中国生活了大半生,直接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惊涛骇浪般的中国革命及其社会变迁,留下了大量生动的记录。在我看来,这一样也是东亚同时代史中“失掉的历史环节”,我们应该加以关注。

 

下村寅太郎提出“近代就是我们自身”

Q: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对你影响很大。他对于日本“近代性” (注:在日语里“近代”来自英文的modern,和中文的现代意义接近)问题的批判,有多么独特和深入?

A:子安宣邦能够真正把后现代主义特别是福柯的解构主义那套理论吃透,而不露声色地融合到自己对日本近代的批判中去,的确了不起。他在日本学术界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因为批判的尖锐而树敌很多。他的批判有时可能显得直截了当而被误解,而实际上很少有日本学者能像他那样把反思、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贯彻到底。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敬重和欣赏他的学问。

2019年,赵京华与子安宣邦等人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合影

比如说,他对于丸山真男这样的学问大家也可以一直批判到底。虽然丸山是二战以后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但是很显然他对西方现代性的缺少反思,对市民社会价值的肯定,在今天看来也确实有问题。所以,我一直强调子安宣邦和丸山真男之争,是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出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不同思想立场所导致的。子安宣邦坚持对日本的近代历史和殖民侵略战争进行深度的现代性反思层面的批判,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

 

Q:说到“近代思维”,必须回溯到1942年7月那场名为“近代的超克(日语,意为超越)”的座谈会。“近代的超克”究竟何意,它与此前的日本亚洲主义构成怎样的关系?对战后日本的东西方关系认识又有怎样的影响?

A:这次座谈会的背景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一批日本知识精英召开了这个名为“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他们在会上讨论东洋如何克服和超越西洋的近代,这的确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面临的问题,即如何迎拒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然而,这个“超克”的口号同时有着为战争意识形态服务的昭然若揭的目的,因此在战后被称为“臭名昭著”的理论口号。

而到了1959年,竹内好发表《近代的超克》一文重提“超克”论,是希望从被殖民侵略战争严重污染了的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中“火中取栗”,以作为重铸战后民族主体的思想资源。在此,竹内好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即“战争二重结构”论。他认为,1931年以来日本对中国推行的战争是一种殖民侵略战争,而1941年的对英美宣战则是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的二重结构源自近代日本对外采取了双重原理,即面对欧美采取“亚洲原理”而面对亚洲则采取“欧美原理”。这也正是日本最后陷入战争深渊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今天可以明确地说,竹内好这个“二重结构”说是错误的,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逻辑上。这虽是日本帝国主义制裁英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其殖民侵略性质依然没有改变。这也是子安宣邦在《何谓“近代的超克”》一书中,尖锐指出和激烈批判的。

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和鲁迅研究学者竹内好

 

Q:对于“反近代主义”和昭和意识形态,对“超克”论,有形成破解之道吗?

A:1942年的座谈会上是一片声讨西方近代而要“超克”之的声浪,只有京都帝国大学的科学哲学教授下村寅太郎提出:“近代就是我们自身。”就是说,那个人们所说的被西洋侵犯,使日本陷入混乱的“近代”,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自身了,因为接受了这个“近代”才使日本成功实现了“近代国家化”!包括我们今天的制度和思想,乃至衣食住行,我们不都已经在这个“近代”(现代)里面了嘛,怎么把它严格地分开?

子安宣邦说那次座谈会的发言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就是下村寅太郎。而这个问题,日本战后知识分子并没有注意到、处理好,包括竹内好、丸山真男等等。时至今日,东西方二元论依然盛行,这样才造成好多偏颇。但是,跳出这种近代思维是否可能?如何创造这种可能性?子安宣邦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江户”,即在“近代”之外贯穿和反思“近代”的思想视角。

 

Q:亚洲原理也好,竹内好后来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也罢,类似的“东亚/亚洲共同体”概念,一再被提起。你在《记忆的政治学》这篇文章里提出这样的质疑:“你(们)说的是谁的亚洲?东亚共同体会不会是帝国亡灵的再现?”

A:是的。1990年代中国崛起以后,日本经济界出现了所谓的“亚洲经济共同体”这样一个提法,新一轮的“亚洲论述”也随后兴起。人们开始接触到后殖民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产生质疑,而重谈亚洲。这是很好的一个视角,今天的区域研究也还在发展。但是在子安宣邦看来,尤其是当日本人也来参与亚洲论述之际,如果对历史没有反省的话,会重蹈旧辙。

因为亚洲主义是日本人首先提出来的,明治初年日本人要联合亚洲弱小来共同抵抗西方的冲击。可是到了后来日本自己变成帝国主义了,则开始用亚洲主义作国家意识形态,最后演变成“大东亚共荣圈”,这就变质了。子安说我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不允许这样蒙混过关的理论招摇过市。他认为民族间的交流,新的亚洲各民族之和平共生的政治生态之建立,要以民族平等为基础。这是历史中的日本亚洲主义一个失败的最大教训。

所以子安宣邦强调,竹内好后来讲的亚洲只是“作为方法的亚洲”,是一个思想抵抗线,而非作为实体的存在。否则,我们将会重复失败的历史。这应该是子安宣邦继承和批判竹内好最深刻的一个地方。

 

把鲁迅放在

质疑日本现代性的思想斗争的中心位置

Q:竹内好对于鲁迅的推崇、日本学界与民间对鲁迅的热情,与鲁迅本人在有生之年对于日本的保持沉默,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落差。不妨先说说,竹内好的鲁迅论?

A:是,鲁迅对于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谜一般的沉默,很少像周作人等那样谈论日本及其文化。这恐怕与日本的留学经历有关,所谓“寂寞的仙台”与“孤独的东京”,都表明鲁迅在日生活并不顺畅,明治后期的日本民族主义高涨应该是鲁迅感到压力的原因之一。而从1945年到1970年代这30年,竹内好这一代人把鲁迅推到了日本战后思想论坛、社会批评的中心位置:一个日本人曾经想要征服的“落后国家”的作家,在二战以后反倒成为他们反省自己近代化历史的思想道标之一,这确实是个奇迹。

我一直在强调,日本的鲁迅研究水准之高,不在于提出多少重大的理论阐释架构,而在于他们强有力地把鲁迅放到了质疑日本现代性的思想斗争的中心位置上,这样就把鲁迅激活了。在此,鲁迅成了内在于日本战后思想的一个“他者”。

 

Q:日本人对于鲁迅的热情,其根源是?

A:因为1945年日本战败,而1949年曾经被他们蔑视的半殖民地中国却取得了革命胜利,这个现实的反差太大。所以二战以后,就有一批倾慕中国革命的日本学者,在不断挖掘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思想资源,包括孙中山、鲁迅、毛泽东,他们都很深入地研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议题。

比如刚才讲的“抵抗”这个概念,就是竹内好从鲁迅那里挖掘出来的。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没有抵抗的现代化,是一个一切都学习西方的优等生,结果不仅学到了现代文明,同时也复制了西方的帝国主义逻辑。而中国是在不断抵抗中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而走出一条与西方和日本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Q:但竹内好等人的鲁迅及中国革命阐释,是否有一种“一厢情愿”、过度理想化的想象存在?鲁迅的精神,与当下比较重要的联系在哪些方面?

A:当然有。就是说,战后那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在中日两国没有国家关系而无法实现学术交流的情况下,从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对鲁迅的观察,其过重地寻找日本出路的主体意识投入,不免会产生妨碍科学研究客观化的偏颇。不过,我要强调这种理想化是可以理解的。欧洲左翼在二战后对毛泽东游击战和根据地的理论乃至对中国革命的理想化,一样也有想象的成分。

我曾经提出鲁迅研究的“再政治化”。不是说像过去那样把鲁迅作为政治工具,做庸俗社会学的解释。关键是我们能否深刻地洞见当下世界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与鲁迅思想内在的历史性关联。今天,要重新认识和理解鲁迅身上源自革命和现代性悖论的矛盾紧张,以及他面对时代课题所做出的判断与承担,有必要将鲁迅再“政治化”,即站在今天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的全新认识基础上,再次将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放到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语境中,重新发现他与那段历史的血肉联系,从中寻找鲁迅对当今的启示。

说到鲁迅思想和当下的联系,比如,鲁迅在留学日本时期就提出的“立人”思想,即先有自由独立的个体,摆脱了愚昧顺从,然后才有独立个人联合而成的健全合理的国家之形成。鲁迅那种反抗强暴同情弱小而不屈服的精神,今天依然是我们所缺乏的。

 

Q:你一直在研究周作人,除了观察过他的民族国家意识及思想文学等等,他对你还有怎样的启发?

A:我关注周作人的确由来已久,我的东亚同时代史视角的形成,实际上也受到周作人的启发。周作人和鲁迅不同,鲁迅对日本始终保持沉默,但周作人是不断地讲日本的。讲中日文化关系,别人讲同中求异,他却讲异中求同,就是要研究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共通性。

周作人在1936年的《怀东京》里写到,自己妄谈日本文化“并非知彼知己求制胜,只是有感于阳明之言,‘吾与尔犹彼也’……”。就是说,兵家所言的“知彼知己”不是自己的目的,王阳明那种对毙命路旁的陌生人能感到同为人类而悲悯之的态度,才是周作人对待日本和中日文化关系的关键。这和我讲的“东亚同时代史”虽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确实受到了启发。我们能不能把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问题放在一个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来,不仅关注两国近代化过程的矛盾抗争甚至仇恨战争等历史断裂,也要看到更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联呢?比如,尾崎秀实、橘朴等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样,好多历史的面向就会重新展现出来。

就像我在今年初的一个沙龙上讲过的那样,我心里边是有两个故乡的。套用周作人的话来说,中国是我的第一故乡,日本可以说是第二故乡了。我认识和了解很多普通善良的日本人,他们表面上不说,心里对那场战争是有忏悔和反省在的。我希望能够做一点事,真正达到两个民族的历史和解。这是我研究中日思想文学关系而强调东亚同时代史视角的学术动力所在。

 

中日之间应该没有根本冲突

Q:在《中日思想之间》这本书的最后,你提到了2011年的日本东部大地震和“灾难共同体”的形成,并提出文化国家的走向问题。

A:是的。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海啸造成家园的毁灭,房屋坍塌那么严重,但日本民众秩序井然而没有混乱的发生,传统的共同体社会、兄弟般友爱互助的精神得到再次迸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从中想到二战后日本的国家走向。二战以后日本人在和平宪法约束下,渐渐产生了文化国家的理念,即不是以武力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是以经济文化的交流来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建构。

 

Q:但我们经常会看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文化国家”理念是否在日本形成过国家战略?

A:实际上在1970年代,主要是大平正芳内阁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文化时代”的到来,并提出在文化上推进日本的国际化等方针政策。而早在战后初期,众多日本文化人也曾经提出过“文化国家”的理念。

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滑坡,历届政府不断重新炒作民族主义,而出现右倾保守化倾向,到小泉纯一郎时代达到顶峰。这造成了日本和中国、韩国等东亚各国的关系恶化。

 

Q:有人说经过新冠疫情,可能会迎来中日关系的一次回暖或者高潮。你怎么看?

A:大家是看到了前一阵子日本民间对华的真诚援助,尤其感动于那“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的表示吧。确实,几句千年前的古诗文一下子打动了中国和日本的民心,说明我们的友好是有悠久的历史根基的。

从长远的观点看,我还是看好中日关系。两国之间应该没有根本的冲突,真正冲突的是中美之间。在战后70年里,日本虽然未能成为政治大国,但是日本人享受到了经济繁荣和日美同盟的利好,过着比较富裕自由的生活。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日本的两倍。从国家实力上讲,将来日本和中国不构成对抗。

当然,日本曾经的对于亚洲殖民侵略的历史,始终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难以逾越的。所谓的国恨家仇,我们既不能遗忘,也不应刻意抹消。我们学者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学理和道义上对日本曾经的帝国主义战争批判不放松。我推崇子安宣邦的也正在于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找到真正的历史和解之路。

 

(参考资料:赵京华所著《中日间的思想》《周氏兄弟与日本》《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转向记》等。实习记者刘睿睿、王佳薇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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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3期 总第631期
出版时间:2020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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