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丨外贸工人的晚春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陈洋 日期: 2020-05-08

这个五一劳动节,很多外贸工人在就业突围的路上

本刊记者  陈洋  实习记者  雷寒冰 刘睿睿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头图:2月18日 ,广东东莞,工业区进行了封闭式管理,只留下一个出口,员工进入前先测体温、检查证件 图/人民视觉

 

焦灼的全球疫情之下,外贸行业首当其冲。

4月10日,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在国新办稳外贸相关举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商务部对重点地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摸底,当前外贸企业面临在手订单被取消、延期,短单多、长单少,海运、空运等国际物流需要进一步畅通等诸多困难,外贸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而4月下旬各省陆续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19年同期进出口排名前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辽宁的一季度货物贸易出口规模有所下降,其中粤、苏、浙在内多地同比下降幅度超过10%。

在澎湃新闻刊发的《疫情冲击下的零工女性,与她们破碎的流动性》一文中,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战洋谈到了“病毒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性别和年龄的群体,面对病毒的风险程度和导致的后果都是不同的。疫情影响了各个行业,对于打工者的影响尤甚。”

那么,身处受全球疫情影响最直接的行业,在这个晚春,外贸工人正在经历什么?他们如何应对冲击,又如何求得生存?我们将视线对准这些宏观数据背后的个体命运。

 

等通知上班

快要停水了,你有预感。把水龙头打开,呼啦啦呼啦啦,水流旺盛,一切如常,不经意间,水柱开始收窄,两指缩成一指,直到涓涓细流变成滴答滴答,突然无影。对外贸工厂的工人来说,订单的“消失”过程大抵如此。

2020年初,江西抚州人林霞迎来了在这家厦门制衣厂打工的第六年。制衣厂规模不大,总共也就三四十人。44岁的她在厂里从事包装工作,把别人做好的成衣装到塑料袋里。简易的包装,她一小时可以包好一百四十多件,复杂点的,这一数据会被除以三。林霞的家就安在工厂附近,每个月两三百元的租金,一分钟就能走到工厂。

这家制衣厂的主营业务是为欧洲球赛制作球衣。2月23日复工后,工厂便满负荷运转起来,疫情耽误了不少时间,客户在节前下的订单需要尽快完工。但进入4月,随着欧洲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林霞眼见着订单一日不如一日,有的是撤销了,有的是延期了,差不多三四天就一个坏消息。

工厂主管跟大家通了气,“如果是布料已经裁剪了的,就慢慢做,如果还没有开动的,单就停掉。”林霞自己也做了下推算,如果疫情不停止,以厂里目前仅剩的订单量,最多还能撑一到两个月。“内销单现在大家都在抢。能抢到一点就做一点,抢不到就只有关门了。” 平日里赶货,她的工作时间会从早上7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八九点,而现在则变成了早八晚六。

制衣厂工人的工资通常是计件制,上班时间缩短意味着工资锐减。

杨兴从2月20日前后上班至今,还未领到过工资。55岁的杨兴所在的纺织厂开在浙江嘉兴,同样以外贸订单为主。4月10日起,该厂改成了“上两天休一天”,两周后变成了“等通知上班”。

他和妻子2月中旬才从四川广安的农村老家来到嘉兴打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是他花了两天时间敲了五十多家工厂的门才找来的。这附近大概有一百来家小厂,多为制袜厂、制衣厂,工人数量大多在几十人不等。“有的厂不需要男工,有的要男工,也只要年轻的。”杨兴找到的这份工作,是在纺织厂装卸货物、上下布匹和丝线等,算是体力活。满勤的状态下,一个月的工资是3300元。

“上班时间少了,就没钱了,大家都比较着急。”杨兴的妻子刘梅在附近的一家制袜厂工作。“上四天休三天”的状况已经持续了约一个月。“2月中旬刚复工的时候还是每天上班,过了一段时间货就出不去了。”刘梅和丈夫同岁。原本在这家厂做了十年,2018年因为在农村的母亲生病,她回家照顾,今年再回来已断了工龄,按照新员工的价格算,从2月复工到现在,拿到手1000元。

“最初是下午6点下班,后来变成了5点,如今则是4点就下班。”虽然不乐意休息,但刘梅也理解,“厂里没有订单,老板也要养这么多人,他能怎么办?”夫妻俩每天吃饭会花去三四十元,加上六七百一月的房租、水电,已入不敷出。女儿在嘉兴的写字楼上班,工作还算稳定,刘梅夫妇得以从女儿那里获得些资助。“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钱也不是地上就能捡来的。”

4月25日下午,广州大道南路口公交站,等待返乡大巴的湖北籍打工者 图/叶香玲

 

“只要他们还做这个,肯定会留下我”

一些依靠外贸市场的鞋厂工人也深受订单流失带来的冲击。

在嘉兴往南400公里的温州瑞安,45岁的吴军也在“等通知开工”。1996年退伍后,吴军卖过一阵子菜。2000年,在熟人介绍下,吴军来到瑞安,进当地的制鞋厂做普工。

待满了20年,吴军见证了鞋厂、鞋业和城镇的发展。初来乍到时,瑞安的制鞋厂房还很少,如今大大小小的厂子加起来有上千家。20年里,吴军辗转了多个鞋厂,但大都是些五六十人规模的私营小厂。六年前,儿子初中毕业后也来到瑞安,目前在当地的一家胶鞋厂做技术工人,日常工作是打鞋眼。

“等通知开工”并非疫情期间才有的特殊情况。“这里的私营企业基本都是这种模式,跟着订单走。做完一单就休息,有时候上午通知放假,下午去上班也是有的。”工人们习惯了,如果自己厂里没活做,就去别的厂子接些临工。但今年境况截然不同,“自己厂子只有些零零散散的单,其他厂也一样,临工也找不到,只能在家里等电话。”

吴军估算,从2月到4月,他总共上了六十几个班,是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当地鞋业,一天通常被划分为三个班,一个班约三个半小时,分别是7:30-11:00、13:30-17:00、18:00-21:30。吴军所在的生产小组有10名工人,生意好的时候,一个组一天大概能产出3500到4000双鞋,最近产量降到了往日的一半。

和杨兴夫妇一样,吴军所在的这家生产休闲女鞋的工厂也是他年后新找到的。因为对行业熟悉,技术也熟练,吴军在今年2月刚复工时,成功地跟主管谈到了4000元每月的保底薪资,成为公司里仅有的10名享受此待遇的技术工之一。

虽是技术工,但这份工作不像听起来那么轻松。相比流水线上的工人主要做穿鞋带、垫鞋垫的工作,作为机台操作工,吴军需要完成包括开模、机头、压模、抽帮在内的一系列“体力活”。在吴军向《南方人物周刊》展示的一条工作视频中,他戴着一双改造过的劳保手套。手套原本是为了防止手指拉线时磨出血泡,但工人们为了干活方便,大都把指套的部分裁掉。

这4000元的“生活费”在一定程度上让吴军不像其他工人那般焦虑重重。租住在他家隔壁的一对54岁的湖北恩施籍夫妻就没那么幸运了。受湖北封城的影响,两人回到瑞安已是3月26日,那时原本工作的鞋厂已经停工,七日的隔离期结束后,再出来已无岗可寻,临时工也找不到。

除了降低工时、停工等措施,部分外贸企业为了自保选择裁员。

对公司下个月即将展开的裁员,46岁的胡杨早有预料。他是中山一家拥有5000名员工的服装厂的中层技工。该厂隶属于香港某知名服装制造集团,七八成的订单来自美国市场。“疫情还没开始时,年前的订单就已经排到了今年8月。后来因为客户取消或者推迟,5、6月的订单量已经掉到了平时的五分之一。”

让他对裁员早有预料的,还有兄弟工厂的遭遇。

不同于他所在的工厂还有部分去年下的订单,集团旗下两家位于东莞和中山的针织和内衣厂在3月已启动了第一轮裁员,裁员比例在百分之二三十,从工人到经理层,范围甚广。“上个月,我们公司年后招的大部分工人,也因为‘试用期不过’等原因被裁掉了。”

其实去年集团就有裁员,集团在南京的一家工厂关闭了,搬去了工价更低的柬埔寨,“中国做的是高档货,东南亚那边只能做些简单货。以我们洗水这行为例,中国员工一个月是1000美金,柬埔寨那边是130美金。”

“如果你平时在混,可有可无,就要担心了。”胡杨所在的洗水开发部有200人,平日里会承担集团的牛仔梭织样板和支援海外洗水等工作。他自认技术过硬,“只要他们还做这个,就肯定会留下我。”

“生产线和技能都是裁员会考虑的因素。”华安是浙江台州一家工厂外贸部的经理,该厂主要生产垫子类产品,同样瞄准欧美市场。

华安所在的工厂刚刚经历了一轮裁员,工人被裁掉近一半,仅剩下五六十人。他向《南方人物周刊》解释公司裁员的策略,“比如说我有50台机器,现在订单少了,我只要开30台就够了,那我们就会把这30条产线上部分技术不好的工人裁掉,把剩余20条产线上技术好的换过来。”

但华安也承认,目前的情况下,并非所有技术好的工人都能留下。“也有部分技术不错的员工,老板受订单所困,实在没法留,只能给他们提供1000元每月的带薪休假。如果你不给人家发钱,以后你又要用人了,这些熟练工是肯定不会回来的。”

3月6日,江苏淮安,江苏三禾集团缝制车间的工人正在赶制外贸订单  图/人民视觉

 

“我上有老下有小,不敢玩着”

浙江往南八百多公里的东莞,是华南重要的鞋业代工基地,曾有“世界每十双鞋就有一双来自东莞”的说法。

今年本应是汪华在东莞工作的第13年。汪华来自河南驻马店,曾在广州的一家皮包厂工作数月,因为担心工作环境对身体有伤害,在朋友的介绍下,他19岁时来到东莞,转行做鞋。

13年间,他仅仅换了两家工厂,最后这家他待了七年,直到今年的4月9日下午,主管将工人们召集起来,宣布工厂全体放假八个月,期间停薪留职。他将开会的画面录制了一个短视频上传到某网络平台,并配上了歌手张震岳的《再见》。截至4月29日晚10点半,这段12秒左右的短视频在该平台收获了25.6万个赞和2.6万条留言。

虽然主管告诉大家,员工宿舍还会继续提供给工人住宿,也会保留工龄,日后若返工,工人可以继续按照以前累计的工龄领取年终奖,但在汪华看来,未来变数难料,八个月的“停薪留职”,基本等同于“解散”。

从3月到4月,形势的变化让汪华有些目不暇接。3月12日他正式上班时,厂里还是一片欣欣向荣,海外的订单一直排到了5月底。可不到两周,3月底情况急转直下,随着国外疫情的加重,订单陆续被叫停。“上百号人要发工资,老板也拖不起,只能放长假了。”

汪华所在的厂有一百多号人,许多人的工龄在五年以上。多年维护的稳定被突然打破,没人有时间去舒缓情绪。

“长假”正式到来前一周,车间主管就给工人们通过气。从那时起,和很多工友一样,汪华就开始联系新工作了。

汪华有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六岁,妻子原本也在东莞和他一起打工,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回到老家照顾孩子。因为鞋厂平时包吃包住,汪华一个月的开销往往维持在千元以内,五千多元的工资中,4000元会寄回老家,一两个月寄一次。

“我上有老下有小,不敢玩着。”鞋厂附近几公里的工厂他都联系过,无论是鞋厂还是电子厂、五金厂,大家情况都差不多,要么不招工,要么也放着长假。唯一的例外是口罩厂,这也成了很多不愿离开东莞的年轻工友的一个选择。

不过,口罩厂要求两班倒(早8点到晚8点、晚8点到早8点交替)。汪华“不喜欢”这种上班模式,斟酌中,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份省外的工作——在福建漳州做消防管道的安(改)装。

3月19日,福建泉州开发区一家鞋服工厂车间,工人正在生产出口韩国的运动服 图/人民视觉

因为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亲戚报来的工资比鞋厂的低了不少。“如果是在鞋业界,凭我的技术,拿这点工资我是不甘心的。”但汪华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他知道今年的工作不好找。4月10日,老板把工资结完,次日东莞下了一场暴雨,12日他便动身赶往漳州。

亲戚所在的安装队有三四十人,汪华是唯一从工厂转行过来的。回到普工的身份,一切都要从零学起,比如切割、压缩和安装钢管这样的基本功。相比之前在鞋厂,这份工作的时长稍短,往往在七八个小时,也相对自由,但对体力的消耗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规格100的钢管,一条6米,八九十斤重,一天要扛几十条,具体数量跟工地的面积相关。”4月25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当天,这样的钢管他扛了三四十条。从微信头像看,汪华本人远谈不上壮硕,甚至有些瘦削。

入职的第二天,他就抬了五十多根不锈钢钢管,“有点吃不消,但咬咬牙还是坚持过来了,回去搽点活络油,慢慢就好了。”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床上休息了两天。好在还年轻,十多天后,他的身体慢慢习惯了。

老家的孩子们还没开学,汪华隔几天会给家里打一次电话,但一次也没好意思说干活累。他知道自己没法“挑来挑去”。

虽然吴军有保底薪资,但在本厂没有复工通知的这段时间,他依然在积极地寻找打临工的机会。

寻找的途径主要是工友间互通有无。吴军有十几个微信群,群里都是熟人,200到500人的群都有。除了盯住微信群,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发一条朋友圈,内容不是感叹“无聊”,就是“哪里有代班兄弟们呼我”。去年几乎一发就奏效的朋友圈,现在往往了无回声。

他不打算停止这种努力。4月26日晚,《南方人物周刊》第三次联系到他时,他终于找到停工后的第一个临工,“帮朋友代了个班”,从下午6点到9点20分,他一共经手了一百六十来双鞋,挣到了120元。

吴军租住在城中村的一套私人门面房,房高四米,被隔成了两层,居住面积大概在七十多平。除了吴军一家四口,还有年后来投奔他的两个亲戚。亲戚没有技术,只能暂且找些理鞋的临工。工作受困的日子里,吴军一大家子一天的开销在100元左右,伙食标准相较年前下降了50元。

几天前,吴军在东莞某电子厂打工的妹妹已经返回江西老家。“我们的租金农历腊月二十刚刚付过,一年一万五,如果像他们广东一个月一付,我也会先回段老家吧。”

 

返乡

崔晶晶对接过的农民工中,一部分在这个晚春选择了返乡。作为蓝领招聘平台“快马找工”的一名人力经纪人,崔晶晶的日常工作是为电子厂招聘蓝领工人,平台的收入主要来自招聘工厂支付的管理费。她对接的电子厂遍布上海、深圳、江苏、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地,其中六成左右有外贸业务。其农民工客户的年龄范围在16到40岁之间。

4月17日,《南方人物周刊》第一次联系她时,她向记者介绍,因为工厂订单减少,综合收入降低,那时对接的企业已有60%暂停招聘。“目前招聘的企业工价比较低。有40%的工厂只要女生。”那时,她表示“工作还是可以安排的,但每个月的综合工资在3000元左右,仅为往年同期水平的60%。”

此外,她也能明显感受到面试要求的提高。“有的企业除了会让应聘的农民工做自我介绍,还会进行加减乘除考试,并要求背写26个英文字母。有人因为紧张而出错,工厂也不会给第二次面试机会。”

十天后再度联系崔晶晶时,她坦言企业基本上用工饱和,已经没有多少开放的岗位。“之前通过我们入职的农民工,他们最近也比较心烦,企业现在不加班,一个月工资大概2000块钱左右,想要换工作,又不敢换。”据崔晶晶介绍,往年企业的招聘期往往会持续40天左右,4到6月,企业的用工缺口会比较大。今年的高峰期直接减半(大约在2月25日到3月15日左右),到了4月初,有企业陆续开始裁员。

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很多复工即遭停工的外贸工人暂时返乡。然而老家不是“避风港”,在《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多位农民工眼中,土地从未被他们视作“失业保险”。

3月27日,广州鹭江村,经营一家小型制衣厂的王国平夫妇在厂里午休。工厂已有十余名员工到岗,闲置两个月的机器次日将再次运作 图/人民视觉

4月26日下午1点多,《南方人物周刊》联系上刘磊时,48岁的他正独自在东莞火车站候车。周围有很多和他一样拎着行李准备返乡的农民工。下午3点,一辆K字头列车会带他驶离东莞,于凌晨4点左右到达湖南常德老家。

他无心留恋打拼了20年的“第二故乡”,工作是他此刻最紧迫的心病。五分钟里,刘磊已经三次询问《南方人物周刊》是否有好工作可以介绍给他,“我要求不高,5000块就行。”刘磊和汪华是前同事,之前在鞋厂时,刘磊的工资就在5000左右。但和汪华不同,4月9日之后,刘磊一直没找到工作。

同样没找到工作的还有和刘磊年龄相仿的黄英。黄英是刘磊的湖南老乡,在同一家鞋厂打工。2010年刚从湖南南下时,曾在中山一家制衣厂工作三年,因为工资低,她在同乡的介绍下来到东莞寮步转行制鞋。来莞七年,她从未换过工厂。

4月25日联系她时,她正在离寮步不远的厚街找工作。“在寮步找了两天,又在厚街待了一周,问了各种工厂,都不要人,口罩厂现在也不要了。”她有了回湖南老家的打算,“在外面开销大,玩不起。”她发了一个伤心的表情。

回家同样不是一个轻松的选项,“回家也需要钱生活的。”虽然还没有订票,黄英已经想好了,种地是“不现实的”,还得找工作。

初步计划是回长沙找一份超市的工作。她打听过,老家的工资低,一个月大概在1000元左右,不足她在鞋厂工资(4600元)的四分之一。她的微信头像是和年迈母亲的合影,“回家也没人能帮忙,还是靠自己。”截至4月29日,黄英依然留在东莞,没有放弃寻找。

汪华能理解黄英的心情。他也曾想过,如果当时没有亲戚介绍工作,他也会继续找。“不可能回家。”对汪华来说,“不可能”的背后是“回不去”。

在外出打工13年的汪华眼中,种地的回报太低。“小麦十几年前就是一块钱一斤,到现在还是一块钱一斤。种地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也才挣两三万块。”这些钱也就是他之前在鞋厂四五个月的工资。他老家农村还在种地的只有他父母这一代人,年轻人大都不愿意也不怎么会种地。

刘梅倒是会种,可如今工资大打折扣后,她也没把回乡务农作为一个选项。“家里种庄稼是赚不到钱的。”前两年因为照顾母亲回到广安农村,她一个人管起了家里六个人的地。“两年大概收获了5000斤玉米,九毛钱一斤。养了一头猪和一些鸡鸭,主要是自己吃。除草、打药各种支出,花掉了三四万,钱没挣到,全吃老本了。”女儿也会跟她抱怨,钞票没挣到,倒把身体搞垮了。

这也让她觉得,保住目前的工作更为重要。“现在这样,上班时间少了,很多工友私底下也会抱怨,但没人敢去找老板反映给点补助。”

 

憧憬

刘畅是对回老家的生活抱有憧憬的年轻人,但她的憧憬在县城。

4月27日,34岁的刘畅已经从打工地义乌返回老家江西泸州快20天。和她一起返乡的还有丈夫和弟弟。3月10日工厂停工前,她和丈夫、弟弟同在义乌的一家制包厂打工,工厂的订单全部来自美国客户。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刘畅很能干。在这家厂工作了十年,除了做打板设计,她还承担了部分管理工作。停工后,刘畅的弟弟原本打算在义乌继续找工作,寻了一圈,和一家工厂老板约好了上班时间。上班前一天早上,对方来电,通知说不用来了,工厂也要放假了。

和想留而留不下的弟弟相比,刘畅夫妇在“停工”后就做好了返乡的打算。夫妻俩处理完厂里的善后工作,在两个孩子开学前赶回了老家。孩子大的上初一,小的上一年级,正是花钱的年纪。刚一回来,刘畅就交出了6000元。“我们夫妻都是农村长大的,就希望孩子这代能有所改变。为了孩子上学,我们在泸县借了首付买了房。孩子学习刻苦,考上了当地的私立学校,虽然帮我们省了两万多的择校费,但是生活、住宿还有补习的费用都很高。”

要继续撑起这个家,夫妻俩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决定返回泸州前,刘畅其实有个初步的规划——在婆婆租赁的门店卖服装,兼顾着照看孩子,丈夫回来做骑手。她打听过,老家骑手的岗位还有空缺。可计划赶不上变化。两人收拾好行李赶回后,发现骑手的职位已经招满。

城中村的墙上招工海报比以前少了

图/人民视觉

“现在外面回来的人特别多,剩下的职位也不好找。要么要文凭,要么看年龄,只要35岁以内的(刘畅的丈夫今年38岁),能做的只剩下保安。”一来二去,刘畅原本在工厂做老板助理的丈夫已经在家“闲”了快一个月。刘畅和婆婆的服装卖得也不顺利,“实体服装店受网络直销的冲击太大了,有时候一天连一块钱都挣不到。”想来想去,刘畅又打算借点钱,开个早餐铺。

“在外打工不稳定,钱不多,一些私企不给交社保,孩子没法带在身边上学。他们一直都希望我们能回来,再加上父母也都六七十了。所以这次回来,我们就没打算再出去。”刘畅也会感叹,在外给别人打了20年工,广州十年,浙江十年,既没照顾好孩子,赚到的钱也只够养家糊口。刘畅想着回来创业,虽然在疫情之中,一切都比原想的困难,但她还是希望未来十年,趁着年轻拼一拼,能为自己干一回。

吴军没像刘畅一样想这么远,他现在期盼的只是下半年快点到来。虽然收入下降,存款也不多,但吴军觉得到下半年,情况一定会有好转,“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孩子们大了,靠着4000元的生活费,吴军的基本生活没什么问题,他自认心态不错。无工可做时,他也会去附近的山上挖挖野菜和竹笋。

4月28日,吴军因为老家的叔叔过世回家吊唁,到江西时已是下午四五点。当晚,他就接到了工厂的电话,通知30日有临工可做。送完叔叔“最后一程”,29日晚,他便赶回了瑞安。到家已是凌晨1点半,休息几个小时后,早上7点半,他开始了为期一天的临工,“有一天做一天。”

30日早上8点多,吴军给《南方人物周刊》发来了一段15秒的视频。视频里,二十几名工人正埋头忙碌着,伴随着机器的轰鸣。沉寂了一周的工厂,在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迎来了短暂的热闹时分。

(文中林霞、杨兴、刘梅、吴军、胡杨、华安、汪华、刘磊、黄英、刘畅均为化名。感谢叶香玲为采访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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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6期 总第634期
出版时间: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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