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丨周恺 对抗虚无,从自己开始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邓郁 日期: 2020-05-07

受困于洋买办与周遭算计的地方商贾李普福,沉沦烟叶的贱民刘基业;懵懂成长的李世景,目标坚定、最终与清官同归于尽的税相臣,固守旧学的书院山长袁东山,有进步眼光却选择明哲保身的官员许佩箬……一个个次第登场,构成了一幅清末民初的川人群像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头图/孙晓曦

 

乐山人的江湖基因

四川乐山叮咚街、县街交汇路口有座海棠广场,它另外的名字叫“老公园”。几十年里,当地人都爱在其中那条60米长的廊亭里闲坐,躲风避雨,喝茶聊天。

少年时的周恺也常去那儿转悠,看看金鱼。他记得,公园里有一家姓米的三兄弟,做小孩玩具的生意,大家一直以为他们关系不错。突然有一天,其中一个提着把刀,把另外两兄弟和他们的家人砍死了。

“完全没想到。直到把凶手抓住了,才晓得他们三个原来在那里抢地盘。记得里头最狠的一个长得肥头大耳,是老几我都忘了。就听说他把人全杀了以后,跑到荒山野岭去。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他吃了药,然后想吃一顿饱饭,就去山里一户人家,让人拿点东西出来给他吃。他没进他们家门,在人家外面吃,他说我要是在你们家吃,会给你们惹麻烦。吃完饭,他就让他们报警了。这个东西真是……挺四川人的,很有意思。”

或忠厚愚钝或精明果敢,一言不合便躁,临了还带点侠气。周恺2019年出版的小说《苔》里,在清末民初的袍哥龚占奇、石匠张石汉和山匪刘太清身上,多少有这么些影子。“乐山人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暗地里较劲。这种江湖气和野性,至今还在他们的基因里,不会也无法消除。”

在写作过程里,周恺曾按图索骥,顺着乐山市中心九龙山一条小巷,往山上探寻他书中提到的东岩书院(旧时的龙神祠)。后来他才得知,那座风雨飘摇的木楼,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到过,可惜已在2014年毁于一场大火,目前正在重建。《苔》中的李世景,正是从垂髫之年与长他几岁的书院生员税相臣相识,二人一道看禁书、戏耍,成年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汹汹而起的乱世变局与革命中。

然而,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合理性有几分重要?变局对每个人又意味着什么?多数人浑然不觉也并不真正在意。“只有极少数人将其视为一道难越的坎,抑或一步扎扎实实的台阶。”而东岩书院承载的过去,也早已随大火灰飞烟灭。

那绝大多数人,就好像江滩上随处可见的苔藓,附土求存,被时代的洪流冲刷,被江河牵扯着漂浮。只不过,这一回,《苔》被外界普遍提及的“地方断代史”、古方言重现和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都只是表象与书写方式,周恺说他想指向的内核,是虚无与表面之下的内在抵抗。如同纤夫号子里唱的,“那纤藤盛得起,千斤重担;那蒿杆撑得起,万水千山。”

 

田野调查般精确

《苔》共分三卷,从光绪九年至辛亥革命,跨越28年,其间历经西洋势力从经济到传教上的渗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科举废除、戊戌变法等重大事件,政权更迭、动乱频仍、思潮纷涌,造就了一段饱满而多舛的历史。

书中的李世景与刘太清本是一母同胞,前者被送去丝号大户以续香火,成为锦衣玉食的商绅之后;后者却只能拜师石匠,一步步被逼为山匪,劫富济贫。命运迥异的兄弟俩,因税相臣的革命行动“意外”重逢。读罢全篇会发觉,没有哪个人是全书的当然主角。受困于洋买办与周遭算计的地方商贾李普福,沉沦烟叶的贱民刘基业;懵懂成长的李世景,目标坚定、最终与清官同归于尽的税相臣,固守旧学的书院山长袁东山,有进步眼光却选择明哲保身的官员许佩箬……一个个次第登场,构成了一幅清末民初的川人群像。

1908年,四川乐山码头 图/Wilson Ernest Henry

参考资料光电子版就接近100MB。周恺数来,刘致平的《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吴慎因的《染经》、薛丽蓉的《中国禁毒史的一个断面:清末民初苏州禁烟研究》和山田贤的《移民的秩序》等,为他夯实了对建筑、染坊、鸦片价格与铁钎会的了解,关于彼时妓院场景的描述,则来自于一个叫圣炯的乌尤寺僧人的口述。

因为时间跨度大体相当,驾驭的同是重大历史题材,又倾力在江河沿岸世相百态的尽数呈现,使用的都是川地方言,很多评论将《苔》与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并论和比照。而在某些方面,《苔》无疑更加极致。“小说中对哥老会和民间手工业行会的规条和切口、地方团练的层级和组织方式、农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各种环节、妓寨和烟馆的空间场景、蜀地民俗的细枝末节、清末学制和课程的设置等等的细致还原,已经达至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精确要求。”曾任《天南》主编的艺术策展人欧宁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

在周恺看来,小说是一门精准的艺术,那些“硬知识”无非是一种规范的方式,而根植于骨髓里的那些体验才是最宝贵的。

在安谷镇的码头边长大,母亲在造船厂工作,跑过运输,也当过码头的售票员。90年代,好几个暑假,周恺都有机会跟着干爹上船,见识过水手们“只剩一条裤衩了,什么都无所谓”的彪悍,领教过沿途收保护费的不加分说,听过水手老婆在家偷情、夫妻吵架后喝药的残局,也被水手们带上岸在录像厅里看不可言状的内容。江上草芥生命的飘零与卑微,正如同他的舅舅郭长生。

郭长生和周恺的母亲同母异父,郭的母亲嫁给了叔伯兄弟,因为这个母子俩常受侮辱。郭木讷寡言,但有使不完的力气,在他眼中,世上只有两件事,种土地,收粮食。但听到别人说“那个嫁了小叔子的女人”,郭长生天黑后便提起镰刀去割了人家半亩地的烟草。他结过一次婚,没两年,女的就跑了。像长工一样给人打了20年工,直到检查出淋巴癌。

敲下《苔》的第一个字时,郭长生正躺在医院肿瘤科的病房里。五六月间,老人情绪越来越差。“我想,他大概已经望见死亡了。果然,6月初,他就认不得人了,开始讲胡话。念的是一串串名字,听我妈说,全是已经死了的人,他喊上一会儿,就说一句,‘进来坐,茶水泡归一了。’”周恺在日记里写道。

舅舅去世那天,下起了雨,周恺盯着车窗外头,如同见到一排排穿着土布衣裳的人,在细雨中往反方向走。他以为自己不会悲伤,直到两个多月后,小说完成了,失眠中的他才发现,那种强烈的悲痛感猛地朝自己袭来。

周恺说,舅舅的一生最能代表大变局中那些看似庸碌的生命。“他在我的梦里头过河蹚沟,在我的梦里头收割粮食。我并不害怕,我在梦里看着他,就像看着小说里形形色色的人物。”

 

关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

《苔》的故事肌理不简,信息密集,行文却很克制。偶尔的几句梳理,如同茶馆说书人的总结,不带感情色彩。暴力情节的注入,现实和幻觉梦魇的交织,同一事件的多次不同回溯,又带给人有点魔幻般的“上头”感。周恺坦言,自己在谋篇布局上参考了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像电影里的过肩拍,是不同视角的第三人称。”

2012年,周恺的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发表于《天南》第9期“方言之魅”。

故事写民国时代乐山乡下一个年轻女子因为偷谈恋爱,闹出人命,后来寄人篱下,被死者之父鸠占鹊巢,最后身体性征变异,成为阴阳人的故事。那之后,《天南》和《山花》又发表了周恺的好几篇小说。

一时间,周恺恍惚以为,自己已然是个作家了。但签了几份合同,进展都不太顺利。“是不是得出本书才算作家?”带着为己正名的想法,他开始了《苔》的创作。

2018年,周恺和妻子一起在香港待了一年。陌生的环境和语言,加上外部的动荡,他的写作不在状态。直到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回到北京,转好了不少。最近因为疫情延迟开学,回到熟悉的故土,更自在了。

“文学说到底关注的其实是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在真空的环境下是很难体悟到这些的,或许有人可以,但我不行。”

2019年,29岁的周恺以38万字的长篇小说《苔》获得单向街文学奖,也入围了多个好书奖榜单。但他经常怀疑自己不过是别人的一个噱头——譬如被贴上“90后”和“地方性”这样过于简单的标签。“3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有各种体验,不是评论所以为的那么刻板。”

他说自己属于闷头闷脑的,很少在写作的过程中寻找安慰,都是换着方法逼自己。但《苔》和以前喜欢的“绝望小说”不同,“是对自己的背叛。”他有点自嘲地笑了。

 

Q:苔藓的意象在书中只出现了一次,最后成了书名。你何时开始留意到它们?

周恺:这本书最早是叫《秋苔》。是秋天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一带河坝的石头上,覆着大片大片的苔藓,不是油绿的,而是夏天晒过后泛黄的样子,特别壮观。但我一开始起这个名,并没有特别的涵义,它并不是一个比喻。原本书里有很多苔藓的景色描写。后来我决定用这个书名后,把这些描写都删掉了,不太希望它的指涉过于明显。

Q:写百年前的嘉定,你说最难的是对当事人心理和思想层面的把握。除了工具书,主要是依赖自己的一种想象吗?

周恺: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经过了数次思潮的洗礼。你得回过头去想,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最难的就是把握人的心态。可能真就是那种特别跟社会不相干的一些人,在他们身上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远古的体现。

想象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生活当中接触到的,那些没有受到太多现代文化洗礼的人,比方说我舅舅。今天是谁当头了,明天是什么样的朝代,和他这样的人都不相干。我会把他们作为书里人物的原型去想,比方说我舅舅遇到什么事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

 

Q:税相臣坚信革命。但他对于究竟如何能达到平等,怎么去改变局面,想得很清楚吗?

周恺:他应该是想得非常绝对。当时像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在日本流行。他们有一个绝对的目标,就是达成所有阶层所有人的平等,当然这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抵达的一个彼岸。这帮人的决绝在于什么地方?就是他明知没有办法达成,但是抵达的过程就是意义本身。这种想法今天去看挺恐怖的,包括他们的暗杀、暴动、绑架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反人类的。但这是《苔》整体的一个色彩,是真实底下的虚无。把这层虚无打开的时候,底下露出来的就是这种恐怖和决然。

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是参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我个人不一定崇拜税相臣的行为,但很崇拜他的那种决绝。其实是在这些人决绝劲头的推动之下,社会才有了今天的进步,而社会进步它是没有一个尽头的。

 

Q:书里有革命党和乡民、士绅、袍哥等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但你对于革命党内部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表现。

周恺:因为税相臣是一个少数。我不关心孙中山,也不关心康有为和梁启超。其实他们是当时的主流,而税相臣就是利用他们。孙中山为推翻当时满清的统治,提出了一个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这和税相臣(追求平等的理念)完全相反,税相臣其实是“超离”于这些革命党的。

 

Q:卷三里,特别是最后有长达数页的历史事件描写。有读者吐槽打乱了阅读感,甚至以为你沉溺于史料里。

周恺:大家以为那些是材料,其实不是。在小说里虚构和重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通篇读下来你会发现,有一些真实的名字和他的经历,并非是原样照搬过来,我是有演绎的。还是不要把这书当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文本,把它当成小说就好了。

 

Q:你在小说接近结尾写道,“人生是久长的,似若江河,不可逆返,流过一地,便该往下一地去。可也总有个尽头,汇入湖海可算得善终。绝大多数人终是汇入另一人的生命里,借由另一条河流继续流淌,借由另一人的生命继续活着。”这是你的历史观吗?你也提到《苔》这个书名有点容易误导读者——似乎只能随波逐流。关于人在时代中的无力感,和纤夫撑篙的那种不进则退,在你写作时和写完之后,心里更倾向的是哪种意识?

周恺:那种“意义”和“信念”的缺失,其实是我们这代人共通的。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做努力,去撕开那些曾经被灌输的虚假的信念。说起来我底子里还是虚无的,但我希望成为税相臣那样的人,他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

王朔曾经说,时代就是一大堆人。我挺认同这句话的。80年代本身有意义吗?并没有。是因为80年代那帮人以及他们做的事情。谈到晚清也是一样的,归根结底是人的作用。所以在抵抗这种虚无或者无力感的时候,你不是在和时代或者一群人较量,是在和自己较量。鲁迅有三个字说得特别好,就是“反诸己”。革命首先是从自己开始的,对象不是一头猛兽或者别的,对象就是自己。

 

Q:你说过不太想提李劼人了。但我还是想问问,你喜欢《死水微澜》,第一次读到这个书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至今还是被低估的一位。

周恺:我那时候读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说老实话其实没太读懂,光流于故事表面。在民国的小说家当中,李劼人的一流之处还真不在于语言,像沈从文、张爱玲这些比他语言好的,有很多。我后来重读的时候,更感慨的是观念。《死水微澜》里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故事,里头有一些描写,放到今天很多读者都不太能够接受。另外一个是他的小说结构,当时张恨水、徐訏等人的长篇小说,大体和晚清的话本小说是一体,但李劼人的小说结构是欧洲式的,这和他留学欧洲、翻译左拉有很大关系。但我跟李劼人之间的联系,纯粹只是语言层面的联系。

李先生他有点像中西方小说的一个中间点:整体上的结构、意识是西方的,但开头的叙述,叙述的节奏和叙述人的那种语调,还是一个人在说书似的讲,这是特别奇妙的一个点。只是可能这条“用中国式述说加西方小说结构”的路子,后来就断掉了。翻译小说一进来,把大家打得眼花缭乱,这条路子就没了。

 

Q:你有一段时间迷恋所谓“绝望的小说”,像《局外人》《都柏林人》《青春咖啡馆》《荒野侦探》等。和那时自己状态不太好有关?

周恺:对。我还记得,有个德高望重、我很喜欢的作家跟我说,你这么写下去是写不长远的。他的意思就是,写作技巧是很高明的,但是里面没有细节。

 

Q:你认可这样的意见吗?

周恺:我当时挺在意的。

 

Q:对自己有过怀疑吗?

周恺:当然怀疑过。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里头有一个人物说,“我写的小说都是谁谁谁的反义词,21世纪的文学必须是谁谁谁的反义词”,基本上把国内所有的作家罗列了一遍。那就是我自己那时的心态,当中有一个名字是阎连科,后来我(在人大)成了阎老师的学生。哈。

 

Q:现在这个想法有变化吗?

周恺:不知道,可能变了。(笑)那一个阶段,就觉得中国文学要有出路,必须跟他们不一样。写完那个书以后才写的《苔》,等于是背叛了自己。

 

Q:会不会考虑写作风格这样的问题?

周恺:不怎么考虑。我有一个短篇小说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即将出版,跟地方性和方言完全没有关系。像暴力、绝望、孤独这些东西可能是刻进骨子里的,但是关注的主题和写法,我并不太愿意风格化。

(参考资料:《苔》及欧宁的序,周恺创作谈之《关于郭长生》,章武、何平、王苏辛等人与周恺的对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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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6期 总第634期
出版时间: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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