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丨陈德文 还是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难对付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孟依依 张宇欣 日期: 2020-05-02

三岛戏剧,川端小说,漱石日记,三大随笔,谣曲……都在我的翻译计划中。倘如天假以年,大体需要七八年之久 语言和文化水平的高低,代表一个人的精神本质,标示着个体生命的价值。一两篇短文或三五分钟发言,足以衡量一个人的语言文化水平。写作讲究观点独特新锐,说话讲究有无真知灼见

本刊记者  孟依依 张宇欣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头图:2007年,陈德文到访岛崎藤村旧游之地怀古园,长野县小诸市

 

给陈德文先生发邮件那几天,日本的疫情开始严重起来,他所在之地,超市仍然熙熙攘攘。人到老年,身体衰弱,免不了常跑医院。他一生受腰病折磨,但精神状态尚佳,读写亦无大碍。尤其对写作与翻译,总是修订再三,一丝不苟。第一次的邮件往复就一连发了三稿。

陈德文每天早晨5时起床,中午小睡一小时,晚上11时就寝。平日除去做做家务、陪夫人去超市购物外,大部分时间都伏案读写。

为励志,他的书房取名苦居斋。

苦居斋起初只是床头枕畔一小块空地,直至中年参加工作,有了独立住房(以前都是合户居住)之后,才有一方写作空间。即便如今的住所,苦居斋也只是一间“四叠半”(四张半铺席大的面积),一张女儿用过父亲用的几乎当垃圾扔掉的旧书桌。不是为俭省,而是因为这里很难弄到一张稍大的书桌,家具店只有学生使用的小桌。还是两年前刚搬家的模样儿,旧书、译稿、杂志等,狼藉一室,无暇收拾整理。

在苦居斋,陈德文与“伟大与平凡和谐统一”的东山魁夷,“简素、淡泊、沉静、悲情”的岛崎藤村,“晃动于人生两极而不肯安住于中间的灵魂”三岛由纪夫,带着纤细韵味的诗意的川端康成,以及唯美派文学的代表谷崎润一郎等文人们共居一处。

与他们的结缘,来自大学时阴差阳错选定的专业。1960年,陈德文考上北大,从苏北县城北上求学。家乡解放前贫穷,孩子从小跟着大人干活,上学读书已属幸运。对他来说,上学的目的谈不上光宗耀祖,更实际是走出家乡,改变自我。当他满怀憧憬走进燕园时,根据国家需要,被临时调整到东语系学外语。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央机关外贸部,最初五年,辗转北京、上海、广州,投身于日语口译。尤其是1965年夏季的首届中日青年大联欢和一年春秋两届的广交会,使得陈德文日语口语水平大大提高,繁忙之中,竟一时忘记了腰腿疼。

广交会上,他为大会翻译演出节目单,亲自到广州新华印刷厂,同工人一起铸造日文字母,学习检字、排字;帮助北京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剧组打幻灯字幕,烤红了腕子;陪同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剧组,一起访问广州某高校,和演员们同台演出。

70年代末,外国文学迎来黄金期,从此,他开始积极投身文学翻译。改革开放之后调到南京,此时年近四十,“年龄也是最适合搞文学笔译的时候。”

因长期用笔,陈德文的中指磨成肉疙瘩,一度不能举箸。“后来恶补拼音,改为电脑。根本不懂指法,十根指头在键盘上乱戳乱点,如牛马抢槽,鸡啄碎米。一天也能敲出一两千字。”

无论是阅读还是翻译,无论是中国文人还是日本作家,陈德文先生钟情于散文,也十分认同作家刘白羽所言,日本散文的成就远在日本小说以上。散文所体现的“文学文化的美感,来自于社会生活的美感,来自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审美意识”。

1985年,陈德文在东山魁夷家中做客

几次短暂访日之后,1998年4月初,陈德文正式应邀赴爱知文教大学担当专任教授,教授日语、古典汉语和文学翻译,一转眼已经二十余年,他形容这段经历“平静而有序,平淡而有益,平凡而有趣”。教学与研究之暇,翻译了众多名家名作,走访了文人故居,接触了各阶层人物。

他的居所因防震防火翻修多次,邻居上楼下楼,日日互为邻,年年不相识。偶尔在一年将尽的时候才想起某位朋友,写张贺年片问候一下。名为联络,实为探询生死。周围的人来来去去,“只有我按兵不动。窗外的樱树枯萎了,崖边的柳树锯掉了,只留一棵美国送的花水木(hanamizuki),特意圈在砖砌的花坛中,加以保护,但它就是不争气,长了好几年,还像一株小树苗。楼梯爬不动了,中途要歇一歇。榻榻米绿变黄,黄变黑,黑变破。碰巧,APITA购物积点儿,抽奖抽到一枚地毯,正好搪在几个破洞上,一铺又是好几年。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老了。”

他喜欢俳句,刚到爱知县时,写过一首汉俳:晨起扫铺席/唯见白发粘脚皮/人生一俳句。

说到底,翻译并非他的选择,也非他的职业,他常常引用画家东山魁夷的说法——人都是被动地生活着——来解释一生的方向。他常常讲,“我性格中的素朴与文弱、愚直与悲情,决定于我的家庭出身、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诸因素。人越到晚年越显脆弱悲观。至今,我每想起一件往事,回忆一位已故亲族知己,就会悲不自胜,汍澜不止。”在邮件中,他讲起自己几年前有一个写作计划——把交往过的中日文化界师友名流逐一写成回忆文章,“几曾提笔,几曾泪流,只好暂时作罢。”

但他将翻译做了大半辈子。“翻译毕竟寂寞清苦,全凭乐趣和意志支撑。搞翻译要有使命感,要有‘舍我其谁也’的自觉。为了缓解单调困倦,不妨于伏案中暂停下手来,抽看一页书,吟咏一句诗,唱上一首歌,都是休息的好办法。也可以随时咬一口饼干,剥几颗花生,借口舌之劳,解身心之累,达到暂时分散精力的目的。”陈德文如是说。

陈德文在千叶县市川市郭沫若旧居

他说,之所以将书房取名为苦居斋,是因为“不管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要有自知之明,不可忘乎所以。我因出身农村,自幼饱尝艰辛;成年后,天灾人祸,病魔缠身,一个‘苦’字,贯彻始终。如今,虽然饱食暖衣,亦不忘以往之苦,时时砥砺自己。抢时间,多做事。‘苦’之意义,不在肚腹,而在于精神。”

 

文学反映生活,犹如太阳照耀大海

——对话陈德文

 

日本散文是文学筵席的前菜,餐后的甜食

Q:译者除了应出版社邀约而翻译,一定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翻译,您是怎么选择翻译作品的呢?与哪些作家在情感上比较亲近?

A:和许多译者一样,译作多半出于我的喜好,出于我对纯文学和经典作家作品的偏爱。有几位作家、艺术家感觉很喜欢,很契合,甚至觉得同自己的性格、气质、经历相近似,比如岛崎藤村、川端康成、井上靖和东山魁夷等。漱石的学问人品,藤村的淡泊简素,川端的孤守深沉,东山夫妇的谦和善良,三岛丰富的想象、熟练的语言技巧……都是我学习、修炼的对象。我基本不译推理小说,对流行作家、新潮作家了解不多。有些约译,也只好婉拒。

一般地说,凡是出版社约译,先由版方选题立约,双方同意签字后即可实施。译完改定,交付出版。正常一年出版,但此例极少,越是大社、名社,越是拖延版期,三年五载,司空见惯。事实上,这些大腕社,合同条款本来就给自己留有充分余裕,执行起来,依旧不太重视译者利益。个别责编,约稿菩萨脸,一旦获得授权,立变阎王脸,或百问不睬,或单方毁约,我都遇到过,徒叹奈何。相比之下,民营公司或大学出版社较为快速。

Q:您自幼喜爱文学,但又经历文化大革命,文学被毁坏、停滞,“文革”结束后各种机缘重新被推回文学领域,在这过程当中,您的心境发生过变化吗?如何找回自己人生坐标的呢?

A:“文革”中,感知种种。其中之一,觉得文学太脆弱了,像《金阁寺》一样美丽而不堪一焚。学习日语之后,少年以来想当作家的理想破灭,但对文学始终锲而不舍,爱之弥深。同时,我也对日语对日本文学逐渐产生了浓厚兴趣,那就干脆干翻译吧。上大学时从中文系转到外语系,说不准是变不利为有利、歪打正着呢。

“文革”结束,百业并举,外国文学一时迎来黄金时期。我适逢其时,积极参与复兴文学的各种活动。当时,关于外国文学的研讨会、教材会、筹稿会、评奖会……品目繁多,我都积极投身其中。1975年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夏堀正元《北方的墓标》,很可能就是“文革”后最早的一部外国小说。不久又在省作协机关杂志《钟山》创刊号发表译作黑岩重吾的《黄昏的山崖》。打那时起,直到今天,都在埋首这一事业,未曾稍怠。

Q:多年来您致力于向国内读者介绍日本散文,您的译著中散文占了很大比重,幸田露伴、夏目漱石、德富芦花、永井荷风、东山魁夷等大家的名作也得以逐渐被引荐到国内。作家刘白羽提出“日本散文的成就远在日本小说以上”,您也认同,为什么这么说?您觉得日本散文与中国散文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A:日本古代文学似乎皆发轫于诗与散文,所谓“物语文学”,也并非全属于小说,其中包含散文的要素。《枕草子》《方丈记》《徒然草》,皆是古代随笔文学之典范。日本文人,小说家和艺术家,也大多是写作散文和随笔的高手。

中日散文两者的区别,统而言之,中国散文比其他体裁更讲究思想性和艺术性,讲究推敲、修炼字句,讲究厚积薄发。中国人提笔作文是一件很庄重严肃的事情,古人焚香静坐,染翰操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中国文学讲究道德感化和教育的力量。宋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给文学套车,盛载重物。从此,中国文人不再轻松(或许不曾轻松过)。初中时代,《语文》开篇即是《诗经·国风》,使人一看就想高声诵读:“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欢然愉悦,浪漫满怀。但以后的文学,尤其是汉以后理学因素的渗入,让作者和读者太沉重。

但日本人写作,似乎没有这样的心理重负。日本文学文化崇尚娱乐性、消遣性。日本散文,多数看不出什么思想,也不见高妙的表现手法。多属随意为之,如行云流水。结构上也不见苦心经营的匠心。日本人的文化国宝《源氏物语》《枕草子》皆出自女性之手,主题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但也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前者通篇皆是围绕美男子光源氏不伦之恋的阐述;后者是古代日本宫内细碎生活的记录。内容天然,恬淡;文字随意,温婉,千年以来,为人所爱。

有的读者读罢《千曲川风情》(岛崎藤村散文集),抱怨文字平淡,缺乏刺激。有的甚至斥之为流水账,白开水。殊不知,在日本人眼里,平淡方有味,沉静见深情。一味追求刺激,未必好。毋宁说,是一种性格扭曲的表现。从藤村、漱石等作家作品中寻求刺激,缘木求鱼,找错了对象。

日本散文是文学筵席的“前菜”,餐后的“dessert”(甜食)。这种散文,往往不为我们所欣赏。但日本人独爱之,乐此不疲。

陈德文与美国学者唐纳德·金闲聊

Q:日本文学中体现的是什么样的审美意识?新近修订出版的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是日本美学经典,影响了隈研吾、原研哉等许多人。谷崎润一郎所讨论的那些美学中,哪些是日本乃至东方人所共有的,哪些是作家本人所独有的呢?

A:上世纪末,我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选《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日本卷》,我在该书《导言》中提出日本人“美意识”的四个方面:自然美、虚幻美、朦胧美和消亡美。我的这些看法至今没有太大改变。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大致可以概括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的“美意识”(biishiki)。

文化或文学的美亦不出此窠臼。

中日两国的审美意识有亲缘关系,自然相同之处甚多,但也有诸多不同,凭我的感觉和久居经验,足足可以写上几本书,但我无暇实现这样的写作。

仅就此书涉及的范围,相同之处,比如中国文化崇尚光明与亮丽的同时,也一样崇尚阴翳与素朴。中国文学关于阴翳之美的诗词歌赋俯拾皆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醉翁亭记》中的“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金笼花下开,巧赚娟娟凤”“花朝拥,月夜偎,尝尽温柔滋味”(《长生殿》,极言情生于阴翳之处);鲁迅的《秋夜》,柔石的《二月》(“新绿的树叶底阴翳,铺在浅草地上”)……皆含有礼赞阴翳的要素。

谷崎美学除了阴翳美之外,其中心是女性美。谷崎对于女性的欣赏,不看对象,不择手段,亲戚友邻、叔嫂姊妹、姑姨母亲……都是他美学之眼的“猎物”。谷崎和佐藤春夫的“换妻宣言”也多为人所诟病,更与中国人的道德观格格不入。但谷崎又是《春琴抄》和《细雪》的作者,女性美不倦的歌咏者。

谷崎将松子同时作为妻子和母亲待之,“倚松”一词,透出许多消息。中外文学史上夫妻之爱的实例车载斗量,但将妻子看作母亲,或憧憬迷恋母亲之貌美,只有日本文学中可见,日本文学中也只有谷崎作品中可见。

文学反映生活,犹如太阳照耀大海,并非像镜子“翻照”人面。前者有选择,后者皆实录。前者温暖,后者生冷。文学和生活毕竟有温差。文学有意躲避寻常和平淡,只钟情于生活的起伏与奇崛。文字之美,并非全然是生活之美。谷崎崇尚阴翳与慢节奏,并不等于他本人生活中始终不变的实相,或者是他的一种理想和追求。谷崎的文学观受所处历史时代的制约。比如对如厕的描述,只限于他的乡居,他住在城里时就不可能有那种环境条件,让他品味“风雅的精髓”。当然,他的乡居并不算少,青年时代的放浪漂泊,战时的流离失所,或许使他无心无暇继续追求或抒写关于厕所的情趣。谷崎晚年,再次从溽热阴湿的关西迁回关东,卜居汤河原海岸,多半是向往那里温暖明丽的阳光和“女乳般的温泉”(川端康成语)。谷崎于1965年春天,距他逝世前三个月左右,曾经在居所同松子夫人一起接待过中国作家老舍、刘白羽,当时家里的厕所是个什么样子呢?真想弄个明白。

 

翻译其难,甚至超过写作

Q:您如何看待译者在文学史上扮演的角色?

A:我很看重译者的作用,也很在乎读书界对待译者的态度。文学翻译是为传递薪火,加强人类文化交流,增进理解和友谊。

Q:关于文学翻译,您说过,“翻译不是再创造或再创作,也无须再创造或再创作。文学翻译的实质,仅仅在于文学意象的转化,译者的全部活动都应该归结于如何做好‘转化’这一基本点上”。您觉得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A:将原作(一种语言表现形式)的文学意象,完美无缺地转化到译作(另一种语言表现形式)里来,不添加,不减损。但文学意象转化的忠实,不等于编篡日汉词典,一一翻转,需要译者进行一番精心酿造的过程。为了完成这个转化,需要译者调动一切语言手段,对每一原作词语,作出准确判断,运用最恰当译语,与之对应融合。文学翻译的语言处理水平,是对一个译者基本功的考量,容不得半点作伪与造假。从这一点上说,翻译就是玩语言。

不过,翻译毕竟有异于创作,不可能完全避免讹误。重要的是,不无视不放任谬误,每有增刷或再版,及时修正,使其渐趋完美,方为正道。

Q:您遇到的谁的作品或者哪一部作品最难翻译?为什么?

A:就我接触的现代作家作品中,还是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两个比较难对付。前者行文简劲奇崛,钢骨铁筋,不凝滞,不粘着,干脆利落。个别之处,甚至不顾文意之贯通,句法之完整。而三岛正相反,行文汪洋恣肆,用语云谲波诡。犹如蓓蕾绽放,繁星满天。一桩物事,一种意象,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反复陈说,阅读起来意象充盈,风流蕴藉,而丝毫不感到臃肿阻滞,拖泥带水。前者翻译须尽量约束文字,简洁而精准地选择与锤炼字句;后者须搬出全部语言库存,使出一切看家本领,随时应对原文语句的参差竞出,流光溢彩。

最近川端散文集《哀愁》问世。这本书深为读者喜爱,美中不足之处是个别用语尚欠推敲、斟酌,比如《花未眠》一文,首段译文初稿上“夜间四时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一句中的“发现”一词,实为原文所无有,但我初稿上赫然而在。校稿时虽然划掉,但又在编辑过程中被忽视。所以,书上仍有“发现”一语,显得十分碍眼。后文的“躺在春草上的小狗”,这里的“躺”字也属多余、谬误,应该去掉。为此,我查找了宗达原画,确认那只小狗的确不是躺着。

Q:这样的翻译会更过瘾吧?

A:是的,翻译是个艰苦思维的过程,其难甚至超过写作。在这里,双向思维超越单向思维,意象转化超越形象创造。

Q:由于一些文化差异、个人的语言习惯或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翻译时时常会出现调整语序、将不明晰的表意表达出来等变形,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异域文化的特征,您怎么看这些变形倾向呢?是否需要避免?

A:所谓改序变形之类的处理,毋宁说是文学翻译中的必备手段,是不可完全避免的,也没有理由避免。但话又说回来,这要讲场合,看对象。如果是政府公报、法律条文、劳资合同之类,重在意思准确无误,文字稍微不顺当,亦无大碍;首长讲话、领导指示等现场翻译,唯内容准确、传达明晰是求。可以询问,可以求证,务必弄清意思。同是文学艺术类翻译,也并非一律。小说——重在叙事和描写,组词构句时刻都在考验译者的语言能力,辞达而已矣;诗和散文——较之小说,更需要高超的文字素养,诗和散文重点不在表意,而在抒情。要讲究情韵,讲究语言的节奏感、音乐感和声光色彩感……译诗还要适当讲究韵脚,讲究对仗与平仄。我主张日本的新诗、俳句,以及汉俳等,最好都能押韵。舞台剧本——要求语言明快,辞义畅达,节奏铿锵有力,便于演员将每一句台词完美无缺地送到每一位观众的耳眼里;电影艺术——还要兼顾镜头画面,注意剧中人物的身份和口型,使得场景和译语和谐一致,以便获得“艺术的真实”。

Q:您最近关注哪位作家的作品? 能否说说近几年的翻译计划?

A:过几年川端公版,结束人为的川端文学萧条期,或许将迎来一个小小的高潮。十年前我已译出几部,因川端版权被垄断,无法问津。鉴于公版在即,还需整理修订,重新交付排版。有空还想关注一下日本古典,写一两册散文随笔。

我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兴趣广泛,但精力有限,韶光不待。大凡想做点儿事情的人,谁人身后不留下一大堆未竟之业?临近晚年,只能“救急”,做些扫尾的事情。就我来说,三岛戏剧,川端小说,漱石日记,三大随笔,谣曲……都在我的翻译计划中。倘如天假以年,大体需要七八年之久。但我对此缺乏信心。

 

语言和文化代表一个人的精神本质

Q:您说过“有人读芥川(指芥川龙之介),能读懂小说,但读不懂散文,考其原因,古典文学等传统知识贫乏是其中之一,因此才会有‘云里雾里’之叹惋”。以您的经验来看,想要加强阅读古典文学的能力,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A:现在手机普及,网络发达。找几篇古文,易如反掌。但反过来说,快餐文化,电子阅读,浮光掠影,博而不精。在我所教过的学生中,真正肯坐下来,逐字逐句听解一篇古文者,寥寥无几。做老师的都有体会,现在你出道题考学生,他那里手机一查,豁然入目,不费吹灰之力(该不会不久手机就有“一吹而就”的功能吧?)。想想网络时代前,老师出道题,东找西查,踏破铁鞋,偶然相遇,其欢欣鼓舞之状不亚于灯火阑珊处“渔美”之快感矣!并且铭记于心,终生不忘。

必须说明,我决不反对网络,而只是指出其利弊。做学问,不可走捷径,不能光指望掌中之物,还需练真功,动脑筋。有时,死记硬背也是需要的,背诵或诵读是我写作翻译的一贯做法,好处多多。一方面检验自家成品;一方面作为写作中的一时休息,保持活跃的思维能力。青年人趁年轻,好记性,多背诵一些古典诗文,借以提高人生含金量,对以后说话写作,大有裨益。

那么,文言书籍浩如烟海,从哪里着手呢?

常常有朋友问我,你的译文为何喜欢使用日语词汇,结果一查,这些词儿皆来源于中华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汉语的七姑八大姨。我用她,只是接她回娘家罢了。

我一直爱读《聊斋》,力荐之。理由是,此书乃古代短篇小说之典范,属于浅近文言体,三评三会,皆由名家捉刀,易于进入。其他还有历代诗词歌赋、元明戏曲、杂剧、《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皆必读之书。

Q:想请您谈谈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A:语言是时代的产物,现代作家很少有人用文言写作。但翻译不同,一部原作的时代感,既表现于内容,也表现于语言,这一特点,都应该在译文中有所体现。译者的本领之一,就是将这种体现做得圆满些,使得原著与译作和谐一致。

对于搞写作翻译的人,语言修炼和文化积累同等重要,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语言可从三方面入手:其一,继承、吸纳古代语言。日语专业译者,更要多学点文言、文语知识。研究两种语言表现的异同,研读词法,探索语源,提高识别能力。有的日语词汇源于汉语,过去传入日本,现代又回流中国。这一类词语很多,有人不知道,译文中不敢使用或妄加排斥。我主张应该积极迎接这些“回娘家的七姑八大姨”。有些人动辄以“死语”判定自己不曾见过的词语,其实有可能是历史上或近代人笔下及口头上的“活语”,只不过沉寂一时,很少被人使用罢了。

我的苏北老家,古代属鲁国之境,乡民生活贫穷,经济落后。但民众普遍崇尚文化,讲究学问。尤其对写得一手好字、能说上几句文言的人,推崇备至。老百姓对于运用文言,称作“跩文”(zhuaiwen)。有两句很流行的俏皮话,甲讽刺乙曰:“鸭子跩文,一腚臊泥乎。”乙反驳甲:“有文不跩,何必烂在肚乎?”

但不可滥用文言。须知,文言并非一味求短,再短也应使语句完整,意义显豁,行文贯通。有人笔下的所谓文言,只顾求短,构词组句突兀生硬,缺胳膊少腿。且语义含混不清,经不起吟诵。有的连成语的固定结构都不懂,硬要写文言,搞“拉郎配”,东接西拼,仓促成篇,不堪卒读。

其次,注意学习民众生活口头语言,有选择地使用,使得译语更加灵动,更富于活力。

近年来,我甚至有一个“新奇的发现”——《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中,有不少词语同我家乡的土语相同相近,如“老嬷嬷”(老妇人)“遮莫”(或许)等等,至今仍然活跃于当地乡人口中。

另外,我在翻译写作中,有时有意避开通用词,或使用古典文言,或使用乡间俚语。这要看对象,不可过多仿效。例如立即、立马—即刻、旋即;忽然、突然—蓦然、猝然;花蕾—花骨朵;从、自—打;一串儿—一嘟噜;背小孩—驮小孩;呕吐—哕……为的是保持一种水灵、生鲜的语感。

最后,有节制地选用各种类型的流行用语,网络语言和新潮用语也不要一概排斥。但应摒弃低俗、粗鄙,年轻译者尤其要注意鉴别。

语言和文化水平的高低,代表一个人的精神本质,标示着个体生命的价值。一两篇短文或三五分钟发言,足以衡量一个人的语言文化水平。写作讲究观点独特新锐,说话讲究有无真知灼见。现代社会,应当扫荡浮华虚夸之气,提倡务实精神。文学翻译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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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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